程应峰

　　北京干面胡同，看起来虽不起眼，但有许多大师名流在这里工作过、生活过。
　　北京的夏天，除了异常干热外，天也亮得特别早。住在干面胡同53号中国红十字会宾馆，每天凌晨总能听到古老、辽远的鸦噪声，忽远忽近的鸦噪声过后，天便大亮了，那时也不过是北京时间四点多钟。
　　北京天亮得早我不奇怪，我知道，这是日月运行和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然。奇怪的是，我竟然能在北京的干面胡同上空，准时听到一阵一阵的鸦噪声。这种声音小时候我在乡野听过，是令人焦虑的声音——在大人们看来，它有着不祥的气息，总给人带来不安稳的感觉。可这是繁华、热闹、现代生活气息浓郁的北京啊，这儿没有松风竹林，没有鸡鸣狗吠，更没有山峦清流，又哪来乌鸦的栖息之地？惊疑归惊疑，细一寻思，这声音或许是从北京郊野传过来的——北方空气干燥，使得北方乌鸦的鸣叫，一如北方汉子扯开嗓门演唱，有着超越常规的穿透力。
　　天亮得明晃晃的，北京的楼群在天光里也显得明晃晃的。既然再无睡意，同室的梁水也早早醒了，他打开手机，开始在朋友圈里群聊。聊了些什么我没在意，但在我看来，他是个感性而不甘寂寞的人，聊的话题必定是路上的人生。趁他聊天的间隙，我离开了房间，走出红十字会宾馆的院子，出了院门左拐，便走进了实实在在的干面胡同。
　　这胡同十分狭窄，也间接印证了北京地皮的金贵。胡同两侧停满了各式车辆，中间大概只能容下一辆车通过，驾驶员必须是高手，否则难免发生磕碰。胡同虽窄，却是几家报刊社的所在地，诸如《博爱》杂志社、中国红十字报社、北京青年报社、《世界知识》杂志社等。这儿小摊小店不少，人文气息也十分浓郁。
　　据说，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女儿曾在这里蛰居过。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1962年8月14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一个阳台。我们添置了家具，住得宽舒了。”钱家在干面胡同生活了11年零4个月，其间有过阖家幸福的甜蜜，也历经了诸多时代浪潮带来的风雨，正所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先生耄耋之年感慨：“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除钱钟书一家外，干面胡同还曾居住过科普学家高士其、历史学家翦伯赞、地质学家李四光、桥梁学家茅以升、翻译家戈宝权、文学史家郑振铎、中央音乐学院美声教授沈湘、雕刻家刘焕章、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等众多文化名人。
　　从胡同一路走过，透过斑斑驳驳的旧迹，我仿佛看到了旧生活的影子：有方方正正的院落，也有迷离曲折的巷道。独自穿行其中，我的感受一如杨绛先生所言：“世事总不得完美地长久。”折回身走出胡同口，来到地铁灯市口站时，已是早晨六点钟。胡同口卖小吃的流动摊点收拾得干净利落，让人倍觉清爽，颇有大都市北京的气质。
　　流动摊点对面的石凳上，一位老太太靠着立柱坐着，身边搁着随身听，正沉迷在播放的戏曲段子里，似在回忆，又似在怀念。此时此刻，她微闭双目，沉溺在旧时光里，沉浸在属于她的风雨人生里，也沉浸在属于她的曾经的热闹与繁华里——其中是否有吵闹、口角、争斗等，不得而知。但我看到的，实实在在是一幅让人感念的画面，这幅画面里，蕴含着一个女人许许多多的故事，隐匿着她过往时光里的酸甜苦辣、宠辱得失。
　　我觉得，这个坐在胡同口、听着戏曲的老太太，是源于生活、源于岁月的一种象征：她象征着曾经飘逸的美丽，象征着靓丽照人的金色时光，象征着流逝的过往，也象征着爱、迷茫与遗憾，更象征着一生一世都解不开的爱的纷扰与对情的向往。干面胡同里的生活沉淀，令人追忆与感念，它一如这位坐在胡同口的老太太，让人不经意间便回到了曾经的生活空间，滋生出诸多属于岁月深处的遐想——或凄清，或婉约，或艰涩，或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