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经历批判、重构、复苏、复兴，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实现了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伟大心理变迁，中国人正在重新发现并拥抱自己的文化根脉。
　　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1840年，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时，惊醒了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象里的中国人。自此，无数仁人志士反思传统文化，开始睁眼看世界，从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和科学技术到学习政治制度，再到学习先进思想文化。由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整体上在文化自卑的道路上匍匐前进。五四运动掀起了以“打倒孔家店”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倡导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看透了整部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比如，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提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再比如，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认为，“国故、孔教、帝制，本来是三位一体的”，“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是历经曲折。在较长一段时期，传统文化被作为旧思想和旧观念的代表，成为人们批判和挑战的对象。直至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慢慢兴起，中国人才逐渐从“崇洋”走向“平视”。
　　二、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峥嵘前行，因时而进、因势而动，发挥历史主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的“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是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安时期，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空洞化、教条化，而要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特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继承、纠正、批判、发展”的八字方针，主张在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要善于借鉴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展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积极唤醒、激活、弘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我们“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并进一步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命题，将我们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三、充分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突破性的原理性贡献，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理论创新看，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百余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并在实践中反复证实了的结论。站在新的起点上，要拓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就不能不推动“第二个结合”这一“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以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文化创造看，它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深入推动外来科学理论与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必须走出一条与本国历史传统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进一步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从文明交流交融看，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成功发展，向世界树立了多种文明包容互鉴、交流交融、发展创新的范例，也打破了单一文明一统天下、强势同化其他文明的迷思。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作者系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