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福

　　村庄的影子长长的，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我这一代，那影子一直延伸着，如屋后的山峦绵延不绝。村庄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即使这个印记历经几代，已经瘦了一圈又一圈，但故乡一直没有离开。
　　儿时的故乡，田野、炊烟和村路仿佛触手可及，宛如昨天的风景。还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芝麻地，到处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记忆中，故乡是素面朝天、朴实无华的小村子，一幢幢普通的农家土屋隐没在葱翠的绿树之中。那时候，乡亲们居住的大多是瓦房，金黄色的泥土墙，盖的是村西窑里烧出来的瓦。
　　瓦窑的样子就像现在农村里的土灶，建在山边的坎下，顺着坎坡挖一个偌大的山洞。窑内的形状像大腰鼓，简陋而空旷，人在里面大声说话，会响起阵阵回音。
　　做瓦的作坊是一大间茅棚，四周用木头撑起。每到夏季，瓦匠老五就开始准备瓦坯原料，用手拉车把各种黄土运到作坊前的场子里，一边和泥一边加水。
　　老五牵着一头大水牛在泥地里反复踩踏，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半天工夫，泥和匀了，老五将泥一块块捧起，堆成长方形的泥山。
　　接下来，是制作瓦筒子。老五拿起钢丝锯般的工具，娴熟地割了一块泥片，紧贴在滚圆的木筒四周，左手转着木筒，右手沾水把泥片抚平，做光滑。将木筒拿到太阳底下取出，地上便留下圆圆的瓦筒子，煞是好看。
　　瓦筒子干了，老五用手一拍，瓦筒子便神奇地裂成了四块瓦，整整齐齐。伙计们将瓦坯搬到作坊里码成垛，几天后开始装窑。
　　一次，我忍不住问老五：“叔，你是如何学到这一绝招的呀？”
　　老五只是笑笑，没有作答。
　　烧窑是最关键的环节，火与烟的颜色，火候的掌握，都有着窍门。闭窑时，老五用泥土将窑口封闭，表面呈平底锅状，并加水降温，同时在窑内壁的烟道处安一个土阀门，每天定时向里面注水。
　　“窑内温度太高，直接浇水会炸窑，那就糟糕了。”老五说。
　　十来天后开窑，打开瓦窑的一刹那，一阵热浪扑面而来，几乎让人窒息。看到满窑紫红色的瓦片时，老五心头的石块才落了地。
　　老五吃住都在瓦坊里，做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那种烟熏火燎的煅烧，就是他的人生。
　　我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是在老土屋里发出的。在那间靠东南方向的房间里，我第一次睁开眼，看见的就是没有粉白的土坯墙，闻到的就是泥土的味道。土屋对于我是温暖的家，更是摇篮，土屋的痕迹已经深深地嵌进我的生命。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还没上小学，父母商量着要造房子，两三家十几口人挤在六七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不是个办法。新房址选在离老房子一里多路的小山坡上，夯土墙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
　　傍晚时分，生产队歇工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纷纷赶来帮忙挖泥、挑泥，浩大的场面令人震撼。高高的墙板上，两位师傅一边接着满畚箕的黄泥，一边高高地举起木槌用力夯打。站在七八米高的土墙上，整个人感觉摇摇晃晃，但他们毫不惧怕。那时候，一幢房子几十元钱就可以建成，主要靠亲帮亲、邻帮邻，讲的是互助。
　　房子盖顶时，乡亲们又从村西的窑里用畚箕挑，用双轮车拉，运来瓦片，接力赛似的将瓦传到屋顶。一天下来，瓦片像鱼鳞一样铺得整整齐齐。
　　土屋冬暖夏凉，在土屋里，我们兄妹渐渐长大。我读完了小学、初中，后来进城读了高中。在土屋里，我成家立业，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瓦窑和土屋，带来了一个温馨的家，也组成了故乡的原色。那时候，故乡的天空是那么的湛蓝，故乡的人儿是那么淳朴、热情、可亲。
　　许多记忆已经远去，甚至模糊，甚至消失。但故乡在我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直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在许多个场合，我会谈起故乡，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仍然亲切至深。那里的亲人、发小、朋友，仍让我牵挂至深。这些年，我不管身在何处，从事什么工作，故乡始终是不能忘却的。我写的散文、诗歌里，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语便是“故乡”，我用文学抒发着对故乡的真挚热爱，用行动反哺着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