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樊锦诗 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1963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至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已5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敦煌研究》期刊主编。
　  二、宗教文化
　　佛教文化是敦煌宗教文化的主体。关于佛教如何传入中国，有“大月氏王使者伊存授经”说，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白马驮经东来”说，还有“老子出关化胡”说；等等。迄今有传世文献确切可稽的最早接受佛教者是东汉的楚王刘英。《后汉书·楚王英列传》所记汉明帝诏书中言：“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20世纪90年代，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约东汉初年的简牍中有这样的记载：“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十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说明早在东汉时代，敦煌地区就已经有了与佛教相关的居所。此后，佛教在敦煌的宗教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三国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的莫高窟，则是敦煌佛教文化发展的最显著标志。
　　敦煌佛教的发展与兴盛，历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贵族是主要推动者。在莫高窟，凡是规模宏大、艺术精美的洞窟多为世家大族所建，且形成一种传统，往往一家一窟，或一族数窟，或父子相继甚至祖创孙修。
　　隋代敦煌已有来自宫廷的写经。从唐代开始，世家大族开“功德窟”更为盛行。在五代时《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敦研0322）中就提到“司徒窟”“张都衙窟”“大王天公主窟”“翟家窟”“宋家窟”等。经学界考证，莫高窟第331窟、第332窟和第148窟“李家窟”，第156窟“张议潮窟”，第94窟“司徒窟”，第138窟“阴家窟”，第220窟和第85窟“翟家窟”等均属此类洞窟。张氏一族在莫高窟兴建了第94窟、第156窟等，还在窟内绘制了巨幅长卷历史人物故事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宣扬显赫的家族荣耀。
　　又如曹议金所开的第98窟“大王窟”，面积达220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其子曹元忠夫妇所开的第61窟，以彰显文殊信仰为主旨，同时绘有规模宏大的《五台山图》和内容完备的《佛传图》，以及多达11幅的各种大乘经变，显示曹元忠归义军前期承续唐代佛教遗产并发扬光大的宏大气魄。
　　元代坐镇敦煌的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曾出资重修皇庆寺（一说即莫高窟第61窟及窟前上层殿堂），并出资制作了以梵、汉、藏、西夏、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6种文字所刻的六字真言碑。在世家大族和皇室贵族的带动下，下级官吏和一般士庶民众也热衷于开窟造像。除莫高窟外，在敦煌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瓜州榆林窟等地，都留下了大量的僧俗各阶层民众开凿的洞窟。
　　从前述东汉简牍可知，早在东汉时期敦煌就有了寺院。西晋时，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和译经大师、人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及其弟子竺法乘等就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人不倦”。十六国时的敦煌，更是寺院林立。南北朝时，佛教修行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造塔立寺。北朝时期的敦煌，寺院数量和规模也很可观。仅藏经洞所出北朝写经题记中出现的就有法海寺、昌梨寺、建文寺、龙华寺、平南寺、普济寺、城门寺、陶兰寺、永晕寺等。隋文帝仁寿年间曾三次下令天下113州建造舍利塔，朝廷分遣名僧大德送舍利入塔供奉。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敦煌文书P.3720《莫高窟记》中有关“开皇中僧善喜造讲堂”的记载表明，隋代的敦煌已经有了专门讲经的讲堂。
　　唐代，敦煌的寺院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有18寺，其中僧寺有龙兴寺、乾元寺、净土寺、报恩寺等，尼寺有大乘寺、普光寺等。晚唐至五代时期，除了已有的龙兴寺等11所僧寺和5所尼寺外，还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寺院如法门寺等。
　　北宋至元、明、清，还有如广化寺、端严寺、乾明寺、文殊舍利塔寺、皇庆寺、雷音寺、大佛寺等。除官方佛寺外，敦煌还有一些分布于乡、坊、巷及私家的小型佛寺和安置佛像的场所，它们被时人称为“兰若”或“佛堂”。随着寺院的不断增多，出家的僧尼人数日渐增多。据统计，吐蕃占领敦煌后的公元800年前后，敦煌的僧尼人数发展至406人，其中僧197人、尼209人，至归义军时期，僧尼人数增至千人以上。
　　译经、写经也是敦煌佛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们最主要的功德活动。早在西晋时期，竺法护及其弟子就在敦煌译经。据史籍记载，这一时期，许多高僧大德都曾在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区从事译经和传法活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北方佛教译经中心之一。高僧鸠摩罗什曾在姑臧（今武威）生活了16年，其间传法收徒，学习汉语。北凉高僧昙无谶与河西沙门道朗等人合作，先后译出包括40卷本的《大般涅槃经》等佛经14部，而其中多部是去姑臧前在敦煌译出的。
　　大乘佛教认为书写佛经、受持读诵、解说传播，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在《金刚经》《法华经》《药师经》《地藏经》和《维摩诘经》等经中都有明确宣示。在藏经洞出土的写经中，僧俗信徒为做功德而抄写或出资请人抄写的供养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少部分是寺院通过乞经或流通而得来。在供养经的末尾，很多供养者写上了他们的抄经目的和愿望等。
　　随着抄经的盛行，各式各样的抄写佛经也就应运而生。敦煌很早就有了专门的写经生、校经人和相对完备的译经、抄经程序。在敦煌写经尾题中常有写经生、校经人的姓名。
　　除了寺院专门从事写经事业外，敦煌的世家大族也出资抄写佛经。北魏晚期开始统治敦煌的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也十分崇信佛教。其崇佛热情，首先表现在狂热地出资抄经、写经上。敦煌藏经洞还发现了数件隋代宫廷写经，如开皇八年（588年）秦王妃所造《思益经》（S.4020）、开皇九年（589年）皇后所造《大楼炭经》（S.2154）等。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一些藏族僧人和译经师前往当时已成为佛教文化中心之一的敦煌，开展佛经的翻译和讲学活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8至9世纪之间活跃于河西地区、深受当地僧界推崇的吐蕃僧法成。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由藏译汉的《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等，法成讲、弟子谈迅等人笔受的《〈瑜伽师地论〉讲议录》等，都颇受当地人欢迎。法成用藏汉两种文字进行翻译、著述、讲授等实践活动，加速了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的融合。除了法成之外，吐蕃时期对敦煌佛教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昙旷、摩诃衍、洪辩、悟真等。其中昙旷及其所撰的《大乘二十二问本》对吐蕃佛教影响很大；摩诃衍曾在吐蕃与来自印度的僧人进行过大辩论；洪辩是吐蕃及归义军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僧人，他因领导敦煌僧侣集团参与张议潮起事，成为河西收复后的第一位河西都僧统。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写经事业尤盛。据统计，敦煌藏经洞几乎保存有这一时期每一年的写经。曹氏家族接掌归义军政权后，敦煌佛教得以继续发展。但是相比前代，对佛教义理的研习和对佛教经典的传抄大不如前，整个曹氏统治的100多年间，除了三界寺的一位道真和尚外，史籍和藏经洞文献罕见其他有影响的佛教人物出现和活动。由于与中原的交通经常中断，当地寺院所需要的佛经得不到正常供应，所以不得不收集、整理和修补前代遗留下来的古旧佛经再行利用，同时向中原乞经。敦煌藏经洞文献中还保存有沙州佛教界写给中原王朝的乞经状。
　　敦煌藏经洞的佛教文献是敦煌佛教文化曾经兴盛的直接证据，也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敦煌佛教最珍贵的宝藏。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约5万多件（号）文书中，85%以上都是佛教文献。这些佛教文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校勘学方面。这些佛经卷帙浩繁，内容繁多，有经、律、论三藏与经疏、经释等传世的佛教文献，涉及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大乘佛教的各个主要宗派，如净土、华严、天台、唯识、禅宗、律宗以及密宗等。据统计，中原流行的几大经典如《大般若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等在敦煌藏经中的编号都在1000个以上，说明敦煌佛教与中原佛教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这些佛经虽然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经藏，但隋唐时期主要的经典都有保存。
　　因为藏经洞的佛教文献大多数是唐及以前僧俗信徒为做功德而手工抄写的，其中还有部分出自宫廷和官方的写经。它们经专业写经生抄写后，又经寺院高僧反复校对，无论内容还是书写格式都极少有错谬之处。而现在传世的刻印本佛典大多是宋代及以后出现的，如宋、元时期的《碛沙藏》《开宝藏》《高丽藏》，以及20世纪初的《大正藏》等。由于历代翻刻，内容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漏和差异，在排版和印刷上也都有一些错误。因此，敦煌佛教文献对校勘后代的这些刻印本就显得十分重要。
　　其次，敦煌文献中还有不见于中国传世佛教典藏的敦煌独有的孤本，弥补了传世经典的空白，有助于对佛教宗派的认识。以禅宗和净土宗史料为例，在敦煌禅宗典籍发现之前，人们主要通过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传世本等来了解禅宗的禅法与修行方法。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后，中外学者从中发现了大量禅宗文献，不仅有早期的《六祖坛经》（敦煌本《坛经》）和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也发现了不少早已在社会上湮没无闻的禅宗北宗文献。这为研究中国早期禅宗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如敦煌本《坛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坛经》写本，它形成于唐代中期，基本保留着中国禅宗原始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从目前散存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看，敦煌本《坛经》尚存5个写本。此本虽只有1.24万余字，但由于其比较接近原貌，所以是研究初期禅宗的重要资料。
　　此外，在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表现禅宗信仰的歌辞，既有表现南宗禅的，也有表现北宗禅的，有的则融合二者。这些禅宗文献，都反映了敦煌地区禅宗的历史发展状况。又如敦煌文献中有关西方阿弥陀佛信仰的资料十分丰富，这些写经既有西方净土经典，也有非
　　净土系的经典。其中保存了反映唐代法照所创立的“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广本》）和《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略本》）约60件。这些重要经典在中国传世经籍中早已散佚，唯日本保存有其中的《略本》，被认为很可能是中晚唐时期来中国的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之一僧人圆照带回去的。
　　通过敦煌保留的这些文献，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唐代中国净土宗与天台宗合流的历史，而且对中国“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对日本天台宗形成发展及净土信仰所产生的影响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除了禅宗、净土宗文献外，敦煌佛教写经中还保存了其他不见于传世佛典的佛教文献。据统计，敦煌遗书中反映“五道轮回”和地狱信仰的《佛说十王经》的汉文写本至少有32件，另有西夏文本、回鹘文本。其中《地藏菩萨经》在敦煌文献中有20余件，传世经藏未收。据统计，敦煌遗书中保存的35种与《法华经》有关的注疏等文献，其中只有2种有传世本。在其余的33种中，《大正藏》第85卷已收入5种，《藏外佛教文献》发表1种，其余27种均未整理。
　　第三，敦煌佛教文献的价值还体现在对一些已经不见于正典所载，但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佛教宗派的再认识方面，如对三阶教的再认识。三阶教由信行禅师所创，该派认为，佛法经历“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期，而现今所处乃“末法”时期。该教曾流行于6世纪后半期的北方地区，在敦煌也有信众。由于该教否定现世的教义，被认为对统治政权有威胁，在历史上屡遭查禁，最后在中国消失，但敦煌文献中仍保存了一批三阶教的经典。据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统计，敦煌文献中共有约19部30多件内容涉及三阶教的历史、祖师传记及教义与修行等内容，对我们复原三阶教在历史上的流传和信仰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敦煌佛教文献发现的大量的所谓“疑伪经”，是认识中国民众世俗佛教信仰和佛教中国化历史最直接的资料。敦煌写经中，有许多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佛教撰述，被视为与从印度传来的所谓正统的佛教教义不符的“疑伪经”。这些“疑伪经”实际上反映了印度佛教被中国人接受、改造并加以创新的真实历史，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除了写本之外，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及其他洞窟还发现了雕版印制的佛经。其中唐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佛经之一。宋、西夏时期雕版佛经多有流通，除了汉文印刷佛经外，还有西夏文佛经印刷品。其中莫高窟元代喇嘛塔发现的一件木刻纸本印刷的图解西夏文《观音经》，页面长20厘米，宽9厘米，经文分上下两栏，上栏为插图，下栏为西夏文字的经文，扉页有双面通栏印刷的水月观音像，墨迹均匀，印刷清晰，十分珍贵。
　　除了法会，敦煌每年都有许多形式多样的民间斋会，每逢佛教节日都要举办隆重的斋会，如农历正月十五的燃灯节、二月初八的“行像日”、四月初八的佛诞日、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等。这些斋会的举办方有寺院，有社邑，而更多的则是个人。斋主希望通过设置道场、请僧人转经等佛事活动来为生人祈福，或为亡人追福。
　　在众多民间斋会中，尤以“七七斋”最具特色。按照《佛说十王经》的说法，“亡人”在冥间最初每隔七日要过一王，过一王犹过一关，所以其家属和亲人（生人）要按照“七七斋”的顺序，努力作斋，这样“亡人”才有可能免遭冥间业报之苦。一般来说，每逢斋期都要举办隆重的法会活动，活动的主要仪程有帖请僧侣、设置道场、做法会、吃斋食等。敦煌文献中大量的请僧疏和“七七斋”疏文就反映了这一习俗。
　　正月十五燃灯，出自中国传统的节日——上元节，最早起源于汉代祭祀太一神的节日。祭祀时祠内要燃灯，正月十五上元节要举行大型的燃灯活动。当时的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年间，敦煌人口已达1.6万，每年的正月十五都要举行大型的燃灯活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有这一时期燃灯供佛时宣读的“燃灯文”。信众在莫高窟诸窟燃灯、烧香供养诸佛。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北壁《药师经变》就有表现燃灯的场面。
　　二月初八是佛教认为的释迦牟尼出家成道之日。在中国，每年这一天，佛教信众都要举行隆重的行像活动以示纪念。所谓“行像”，就是奉佛像而游行的活动。敦煌的行像场面极为壮观，队伍前有金刚力士导引，后有高大的佛像群。与中原不同的是，敦煌的佛像并不是车载，而是由社人擎举，中间有欢快热闹的音乐歌舞。行像结束后，僧俗又赶赴道场法会。法会以讲经为主，法会上人们还向都司和寺院布施。
　　四月初八浴佛节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佛教关于释迦牟尼的出生日期有“二月初八”和“四月初八”两种说法，敦煌的寺院采用后一说。这一天，敦煌的所有寺院都要举行转经大会。由于转经活动盛行，敦煌文献中还有专门的转经录和转经历。在转读的诸经典中，以《大般若经》最为流行。同时，僧俗民众还要到寺院、石窟寺等佛教场所上香供佛。敦煌莫高窟残留了大量清代刻写的游人题记，多集中于四月初八或其前后，反映出敦煌民众对此节日的重视。
　　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既是重要的佛事活动日，也是重要的民俗节日。它脱胎于《盂兰盆经》中目连冥间救母的故事，原是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广做斋饭超度亡人，后来演变成设斋供养佛、法、僧三宝及乞讨者。敦煌每逢盂兰盆节，都司与管内诸寺都要设置道场，供盆设斋，众僧尼念佛诵经，为亡灵超度追福。而七月十七是破盆日，所谓“盆”就是供养僧众的食盆。这一天，僧尼可饮酒作乐。在盂兰盆节期间，僧俗也通过雕刻或绘画佛像、抄写佛经等活动来为亡人追福或发愿祈佑。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是在传统的道家神仙方术和“黄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相比佛教，反映道教在敦煌地区传播的资料较少，但通过现存史料，我们仍可窥知道教在敦煌传播历史之一斑。
　　一般认为，敦煌汉简中出现的“卒郭彭祖”等道教用语，证明东汉时期道教已经传入敦煌并开始流行。敦煌文书S.1889《敦煌汜氏人物传》中记汜孚“精黄老术”，又如P.2625《敦煌名族志》中记索宜“清灵洁净，好黄老，沉渗笃学”，说明至迟在三国、西晋时期，道教已经在敦煌传播了。十六国时期及以后，道教影响仍盛。在敦煌三危山下的东晋时期墓葬中的五谷罐上还发现有“青鸟子诏令”和“急急如律令”等反映道教升仙思想的铭文。敦煌和周边地区如嘉峪关、酒泉等地的同时期墓葬中有大量的道教祥瑞动物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道教四方神的形象。
　　初唐、盛唐之际，朝廷大力推崇道教，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不同级别的专门机构推动道教信仰，中央政府设崇玄署，京城和地方设崇玄学，并置玄学博士。举国上下的崇道政策，也影响到敦煌，藏经洞的道教文书多写于唐前期即是证明。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载，至迟在唐朝初年，敦煌就已经有了土地、风伯、雨师等神祠。
　　随着道士人数的增多，敦煌的道观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主要的道观有神泉观、灵图观、冲虚观、开元观、龙兴观和紫极宫等。在古代敦煌，每年都要举办各种道教斋醮活动。据S.5448《敦煌录》记载，隋开皇十九年（599年），道士皇甫德琮等7人曾在敦煌西北128千米处的乌山峰举行醮祭活动。
　　吐蕃占领敦煌后，打击和压制与唐王室有“亲缘”关系的道教，道教抄经活动和大型的斋醮活动均被禁止，但敦煌道教仍然在相对隐秘的状态下继续传承。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佛教发愿文和造窟功德记中仍然闪烁着道教信仰的影子。（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