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樊锦诗 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1963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至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已5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敦煌研究》期刊主编。

　　一、敦煌文化概说
　　敦煌马圈湾、南湖等地的考古文化遗存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拓土，敦煌地区正式被纳入汉王朝版图，为西域的经营奠定了基础，进而使中西交流成为汉王朝的国家行为。前111年设敦煌郡以后，犯官、戍卒、贫民、刑徒等构成敦煌居民的主体，其中不乏内地的世家大族。《郃阳令曹全碑》述曹全先祖称：其先世“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
　　这些迁居敦煌的世家大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少量原居民（实际上是更早的游牧移民）所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而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及在新迁地域共克时艰的共同开发经历，使得他们较少拘泥于区域的异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终于形成这一地区自觉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这样就使汉族与月氏、匈奴遗绪及以后的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成为常态。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东行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从而拉开了敦煌文化的序幕。
　　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接待西域诸国来华使节，曾接待过来往于汉朝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罽宾、大宛、乌孙、于阗、精绝等29国的使节。汉末三国期间来华的著名译经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楼迦谶、支谦、康巨、康孟详、康僧会、白延等正是分别来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龟兹等国。而“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的历史记载，表明早在西汉哀帝时期作为西域社会上层的使节本身，实际成为东向传播佛教的先驱。西晋太康五年（284年）“敦煌菩萨”竺法护返敦煌，仍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处得到《不退转法轮经》并译为汉文，可见使节传法可谓传统，更不用说大量东向弘法的一般僧侣与兼通东西的译经高僧了。
　　1991年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一枚以“浮屠里”作为地名的简牍（Ⅵ91DXF13C②：30）。浮屠（佛塔）是佛教寺院的象征和标志。“里”，是古代社会居民的基层管理组织，敦煌在东汉明帝时期就将“浮屠”这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用作地名，表明当地居民对佛教文化的认同，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区。三国魏时，天竺沙门竺高座在敦煌“立寺”宣讲佛教。慧皎《高僧传》所录后汉到西晋时期的高僧17人，其中敦煌籍或与敦煌有密切关系的高僧有竺高座、竺法护、竺法乘、于道邃4人，由此可见佛教入华早期在敦煌习学和传播的盛况。
　　精通汉语和梵文的竺法护游历西域诸国，带回大量梵文佛经，在东返经敦煌到长安的路上译为汉文。他所译的大量佛经“广流中华”。其55岁以后，虽“声盖四远”，但仍不惮疲苦，两次西赴敦煌，先后从罽宾文士竺侯征、龟兹副使羌子侯等人手中再获新经，在敦煌相继又翻译了《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及《正法华经》等。当时从西域携经来华的各色人等，于敦煌或暂驻足或定居；敦煌还聚集了大量来自印度、西域的沙门、居士，竺法护译经时常与他们“参校”切磋；本地的大量汉族居民也相互“劝助”，共襄译经盛事。这表明西晋时期敦煌已成为佛法聚集和东进的重要基地。
　　中国现存四大石窟中，云冈、龙门石窟皆因北魏孝文帝所置，虽均地处京都，但因人置废，故都具有很强的时段性。麦积山石窟最得山水灵秀地利，自是禅僧遁世隐修的不二之选。而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的绿洲，其经济实力与帝都及开发较早的甘肃东部相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较之河西东邻的武威、张掖、酒泉诸绿洲，亦难望其项背。其生态环境、自然条件不要说与山奇林郁、石静溪幽的甘肃东部相比，即便与河西走廊东部相比亦不占优。然而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自东而来的“沙门乐僔杖锡西游至此（鸣沙山）……架空镌岩”，“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营建“伽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独独垂青于此呢？
　　撩开乐僔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及法良所见“诸多神异”的神化面纱，真实的答案只能是——适宜的文化生态环境。可以说，正是敦煌地区特定的连接东西、沟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300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润所积淀的丰沃的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僔、法良于此“架空镌岩”。尽管敦煌地区此后亦屡历兵燹，最终仍然成为垂1000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遗存了以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所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
　　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王国维先生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北京内阁大库的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称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一地所出便占其二。其中敦煌塞上木简是指斯坦因在敦煌长城遗址采集的数百枚木简。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遗址考古发掘又获汉晋木简数万枚。这些科学发掘的木简资料极大地充实了敦煌文化的内涵。
　　敦煌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无疑应以敦煌木简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五个庙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洞文献的综合研究为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揭开佛教教义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又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真实折射。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在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看到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时，就不再有时间的距离而可以直接对话——农作图中的满足和亲切、嫁娶图中的喜悦和热烈，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似乎触手可及、可感可知，再加上普通民居的朴实可信、帝都崇楼的天国蓝本，构成了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的、连续的社会文化发展演变图谱。因而，壁画所包含和直接反映的历史、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建筑、科技、民俗、生产生活、医疗卫生、东西交流、汉晋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寺院、宗教流派、参禅仪轨、石窟形制、石窟（壁画、雕塑）艺术、世族关系、供养方式等丰富内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不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同时还具有现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还要注意的是，石窟营建过程中由于开窟家族功德供养等需要，后人长期对前人所开洞窟进行维修、扩建及重修，从而形成大量后代壁画覆盖前期壁画的现象，因此，敦煌石窟还具有遗址层累叠压的性质。但由于现存的表面壁画具有重大文物价值，所以不可能像遗址那样去挖掘揭露被叠压的早期壁画，对它们的探
　　索认识只能期待以后的科学技术手段，以便可以既充分保护现存洞窟又能帮我们认知更多的未知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敦煌石窟本身还具有原生遗址博物馆的性质。由此，敦煌文化的内涵将不断被充实，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将不断被更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敦煌石窟进行综合性文物保护的新学科、近年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许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等，无不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正在进行中的具有前瞻意义的“数字敦煌”的建设等，也必将促发新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敦煌文献中，仅藏经洞出土文献就达5万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确纪年者上起西晋永兴二年（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加上敦煌石窟北区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古文（含八思巴文）、梵文（含婆罗迷文）元代佛教典籍以及叙利亚文《圣经》摘录等文献，它的起迄上下限与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同步，也历时千年。这些文献以宗教写卷、印本为主（约占90%）；其他文献虽总量不大，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科技、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几乎包含了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文化内涵远远突破了敦煌本身的地域局限，作为标本，足以代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因而堪称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从文献内容及其比例，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文献属性——佛教寺院藏书这样一个事实和特征。那么，既然是佛教寺院藏书，为什么会收藏大量其他内容丰富的世俗文献呢？这是因为寺院本身具有文化重要聚焦点的特性。许多佛教高僧本就学贯东西，他们在参悟佛法的同时，也常研习中国传统典籍和天文、地理，参酌道教等其他宗教文献等，这虽然一方面是出自更好地传播佛教的功利需要，同时也是高僧大德个人文化素养和修为的体现。如有“敦煌菩萨”之誉的竺法护“博览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兼通百家之言”。因而佛教寺院藏书阁（相当于今图书馆）藏书具有广泛性的基本特点。此外，颇具敦煌教育特色的寺学，除了经、律、论外，世俗的开蒙读本显然也是寺院文化教育的基础读物。
　　在客观物质条件方面，虽然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的西汉纸，将我国纸的发明和使用提前到西汉武帝时期，但作为生产效率较低的手工产品的有限产量和官府文书、法律档案、文化（传统典籍、文学）、教育、商业契约文书等，尤其是与佛教相关的写经、佛事等活动的大量用纸需求之间，必然产生巨大差距，因而一纸多用就成为必然选择。如许多佛经写本背面书写契约、字书（字典）、诗文、杂写、收支账目及于阗文信札、情诗等，道教经典背面书写佛事发愿文、祭亡文等，传统典籍（经、史、子、集）背面书写佛经、星占书、诉状等，类书（除经、史、子、集外的资料性著作）背面书写契约等，废弃的官府文书背面书写佛经等。而由于中国文化和佛教（有专司的拾字僧）共有的敬惜字纸的传统，遂使蒙童的涂鸦之作、废弃的籍账等也留存于洞窟积藏之中。
　　作为敦煌文献主体的佛教文献，除了大多数为历代《大藏经》收录的传世佛经外，还有很多传世《大藏经》中缺失的佛教典籍、中国僧人的佛教著述、隋唐时期逐渐被取缔的佛教宗派三阶教的典籍以及禅宗早期早已被湮没的著述。丰富的佛教著作典藏不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诸家争鸣、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围，文献本身还具有极为难得的拾遗补阙和校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典籍和藏、粟特、于阗、回鹘文等佛教典籍，从一个侧面表明多元文化交流的面貌。
　　敦煌文献的突出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新资料。5万余件敦煌文献均为北朝至11世纪初的文书，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王国维先生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说和陈寅恪先生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说的核心，均就资料之新而言。其二，敦煌文献全部都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它与正史不同，不受撰述者以外权力因素的干扰和左右，因而读者可以切实感知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面貌，填补了中国历史的许多空白。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在明清时失传，李泰的《括地志》在南宋佚失，而敦煌写本可补该书之阙；正史中唐朝中央官制与敦煌文献中地方官制刚好互补，唐朝《公式令》以外的各种官文书也在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下来；敦煌文献所载归义军与唐王朝的关系，与史籍的记载也有抵牾。由于其中唐代文献最为丰富，对唐代历史研究的推动尤其明显。大量的社会基层社
　　邑组织及其运作、世族、家庭、佛教教团、寺院经济、民俗等资料向为正史所不载，而这却是完整了解和研究中古社会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
　　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如源起蒙古高原北部色楞格河、鄂尔浑河流域的维吾尔族先民（其后裔因信仰伊斯兰教而改用阿拉伯文）所用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回鹘文、塔里木盆地南缘于阗国居民所用的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于阗文、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索格底亚那）地区居民所用的粟特文等。这些文献对相关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也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兼容并蓄。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明昌盛的因果逻辑，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文明建设和价值取向，应该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大量各类历史文物遗存，启示我们去认识敦煌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首先，启示我们认识到繁盛的宗教文化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特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始终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仅体现在中国大乘佛教的各个主要宗派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传译、抄写佛经以及开窟造像、举行法会等正统的宗教活动的频次和规模，也体现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庆和娱乐活动中所反映的几乎无时、无处不在的佛教文化的印迹。同时，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存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内畅行其道。敦煌文化这一现象的价值在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和睦相处。
　　其次，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与教育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学术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阐释，史书研习，地志、地理典籍的撰修等方面。而敦煌自开郡伊始就设立学校教书育人，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绝。如东汉敦煌渊泉人张奂，以东汉经学家牟长所撰45万余言的《〈尚书〉章句》“浮辞繁多”，将之删为“九万言”，可见其经学功底之深厚。其子张芝有“草圣”之誉。北朝时期郭瑀、刘昞师徒均精通经义，俱为名重一时的硕儒，均亲自开馆讲学。正是在这样重教兴学的氛围里，十六国时期敦煌私学勃兴，与官学并立；隋唐时期，新兴的寺学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补充与传统的官学、私学并立，成为敦煌教育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重大作用。
　　由于敦煌地区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长期并存，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如特定地理条件下的发达的商业经济生活形态、复杂的城市居住布局、独特的饮食结构和形式、华美多姿的服饰装扮、具有浓郁佛教氛围的岁时节令、不弃传统善融新俗的嫁娶丧葬等，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在这种文化教育氛围中的敦煌文学与艺术也别具风采。敦煌文学作品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世文人的诗文抄本，属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文学作品；一类是以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缘起故事、俗
　　赋、曲子词、白话诗等为代表的俗文学作品。特定意义上的“敦煌文学”显然是指敦煌特有的俗文学，其形式和体裁都有别于正统文学，鲜活、明快，具有浓郁的宗教、生活气息。值得注意的是，鸿篇巨制《〈维摩诘经〉讲经文》，已经孕育了后代章回体白话小说的雏形。重新面世的唐代第一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以及上千首各类佚诗，弥补了《全唐诗》的缺憾。敦煌文学真实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间文学面貌及发展演化脉络，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彩塑作为造型艺术，其工艺特点是泥胎彩塑。它在数量上虽并不突出，但千年造像过程所形成的特殊的佛教彩塑历史长廊，赋予它厚重的历史积淀。彩塑本身注重于形神之中凸显人物个性，如佛像的庄严慈祥、菩萨的温婉娴雅、弟子的虔诚恭谨、金刚的勇武威严，无不栩栩如生，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敦煌壁画题材极为丰富，主要有佛像画、佛经故事画（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中国传统神话画、佛教史迹故事、经变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等。敦煌壁画内容宏大，佛国人间、过去未来、人生百态、因果报应，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壁画绘制积极汲取相应时代最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于线条和色彩的腾转挪移中紧扣时代脉搏，深涵经义底蕴，使画作满壁风动、美不胜收。敦煌壁画对考察中国中古时期绘画流派、发展演化轨迹及早期人物画、建筑画、山水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书法具有西汉简牍所积累的优秀书法艺术基因。东汉时期，敦煌人张芝刻苦练字，有“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佳话，独创上下牵连的“今草”，被誉为“草圣”，作品被称作“神品”。藏经洞所出北朝至宋写卷真、草、隶、篆诸体完备，完整展示了书体由隶入楷的演化过程。敦煌文献中所藏唐代欧阳询、柳公权拓本，表明敦煌书法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并自成一格。
　　敦煌石窟几乎窟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难得的图像及相关敦煌文献相互印证，为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舞蹈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展示了一个从早期对印度、西域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舞蹈也经历了类似的早期有较多印度、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风格，隋唐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题材、类型的不断丰富，形成了气势恢宏的、民族化的新风尚，迎来了大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金时代。
　　敦煌壁画、文献中的科技资料，真实表现了中国古代敦煌科技文化的灿烂辉煌。其中《全天星图》充分表明我国天文学成就在当时所处的世界领先水平。其他诸如造纸、印刷、度量衡、建筑、地理、医学以及手工业技术等多方面的成就，实实在在地推动着古代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创造和社会的进步发展。
　　敦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的国际通都要邑，多元文化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脉中，同时蕴含着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基因，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多种文明交融的结晶。（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