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贤

　　我的乡愁，不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不是一张窄窄的船票，也不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我的乡愁，是一场“社火”。它不在记忆的博物馆里蒙尘，而是在岁月的血管里，永远喧腾着、擂动着、鲜活着，带着黄土的腥、麦秸的甜、人气的烫，每当年关的风吹过耳际，便在心口上咚咚地敲将起来。
　　小时候，乡愁是腊月里第一声试锣的闷响。那时，社火是铺天盖地的、不容分说的真实。腊八一过，整个村庄的筋骨仿佛都松动了。祠堂的阁楼上，尘封一年的锣、铙、鼓、镲被请下来，那蒙着羊皮的鼓面，吸足了北地的干燥，手指一叩，便是山河岁月沉甸甸的回声。大人们忙着裁纸扎灯，马灯、鱼灯、莲花灯，骨架用的是河边柔韧的柳枝，糊上棉纸，再涂上红红绿绿的颜料。那颜料的味道，混着熬制浆糊的麦香，便是年的序曲。而我们这些孩子，最大的荣耀莫过于被选入“社火队”，哪怕只是举一盏灯，跟在队伍末尾，也觉得自己接了地气、通了神灵，成了这古老仪式的一部分。
　　那时的社火，是贴着地皮走的。没有舞台，只有田埂、晒场、村巷，走到哪里，哪里便是戏台。踩高跷的“天官”巍巍然如移动的塔，须发皆白的老者反串起媒婆，腮上涂着两团夸张的红，手里的烟杆能点出花来。最震撼的是“鼓车”，十几个精壮的汉子，赤着膊，将一面需要两人合抱的牛皮大鼓架在车上，领头的一声嘶吼，鼓槌落下，那声音不像是在敲，倒像是从大地深处炸出来的雷，震得人脚跟发麻，心腔子也跟着那节奏一同膨胀、收缩。女人们唱的“花儿”，高亢处能拔上云端，又在云端打个旋儿，悠悠地飘下来，飘进每一扇贴着窗花的格子里。那声音里有祈愿，有哀愁，也有不管不顾地泼辣的生命力。社火过后，地上总留下一层厚厚的、被千万只脚踩实的浮土和零星的红绿纸屑。那浮土里，便深埋着我最初对“故乡”全部的感觉：它是滚烫的、嘈杂的、神人共欢的，带着泥土的呼吸与集体的体温。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愁变成了视频通话里，母亲背后一闪而过的、村口临时搭起的戏台轮廓；变成了家族群里，堂弟用手机直播的、有些晃动却又锣鼓喧天的“村晚”片段。我隔着冰冷的屏幕，看着那些或许已叫不出名字的叔伯兄弟，脸上涂着油彩，在明亮的LED灯光下，跳着我熟悉的步伐，中间却杂糅了些陌生的街舞动作。故乡的社火，似乎在数字化的凝视下，既近了，又远了。它不再是包裹我的空气，而成了一帧可供转发、点赞的影像。
　　直到有一年，我提前归家。恰逢村里正筹备自己的“春晚”。祠堂前的广场上，拉起了电线，挂起了比过去亮十倍的大灯。有人拿着话筒，杂音刺耳，却兴致勃勃地指挥调度。我看见老父亲，戴上了老花镜，正对照着从网上找来的视频，一丝不苟地纠正着“太平鼓”阵型的变换。旁边，几个染了黄头发的年轻人，一边抱怨着“老土”，一边却用手机软件给一段传统的“财神舞”配上了热闹的电子音乐节拍。那一刻，我忽然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击中。
　　我走上前去，默默地接过一位长辈手里有些沉重的铜铙。冰凉的金属触感，瞬间唤醒了我手掌肌肉的记忆。当领队一声令下，我随着众人，将铜铙高高举起，奋力一击——“锵！”
　　清越而浑厚的金属颤音，像一只破茧而出的鸟，挣脱了所有现代的、网络的、游离的束缚，直直地飞入腊月的夜空。就在那一声震响里，所有割裂的时空忽然弥合了。屏幕上闪烁的光点与眼前真实的灯光，记忆中原始的鼓噪与当下编排的音乐，游子审慎的观望与乡人坦然的欢闹……统统消失了。只剩下那一声“锵”，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潮般将我淹没的锣鼓齐鸣。
　　我终于明白，我的乡愁，从来就不是一场仅供凭吊的、原封不动的昨日社火，而是一场永在进行的“社火”。那社火里，有祠堂阁楼上的灰尘，也有智能手机屏幕的荧光；有祭祀土地时神圣的静默，也有“村晚”舞台上哄堂的笑声；有父亲那一辈人坚守的“老规矩”，也有堂弟那一代人创新的“鬼点子”。它从田埂走上晒场，从晒场登上“村晚”的舞台，又从舞台跃入无边无际的网络汪洋。它的形式如流水般嬗变，妆容服饰时时更新，但那锣鼓的心跳，那对团聚的渴望，那借一场喧腾对抗时间与离散的集体本能，从未改变。
　　我的乡愁，便是这场生命本身。它不容我在千里之外感伤地回望，而是不断地向我发出邀请，甚至是命令：归来吧，拿起那副铜铙，成为这声响的一部分。因为唯有参与，唯有让那震动从自己的手掌传至心脏，我才能确认，自己仍是这片土地上，那场永恒社火中，一个未曾走散的角色。
　　风从黄土高坡吹来，带着亘古的寒意与温情。我仿佛听见，无数个村庄里，无数场或古拙或新潮的“社火”正在响起。那是我乡愁的声音，它不在远方，它就在此刻，在我与故乡共同的、血脉偾张的脉搏里，锵然作响，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