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秀利

　　年关的脚步越近，我的思念越长。
　　小时候的年，都是从父亲和母亲手头的忙碌开始的。不谙世事的我只记得，偏厦子里的鸡扑棱、兔蹬腿的声音一吵起来，距离过年就差不了几天了。
　　“偏厦子”是东北方言里的一种叫法，它是沿着正房侧面斜盖起来的小房子，可以堆柴禾、放农具，还可以存谷粮、储冬菜，用途很杂，“储藏”是它的主要功能。而我家的偏厦子，是鸡舍，也是兔笼，鸡粪的腥臭掺杂着兔尿的微臊，污浊的气味驱散不尽。然而我的父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顶着这种刺鼻的气味，把他们膝下的四个孩子拉扯大。这股刺鼻的气味萦绕在他们的鼻息间，也是我们家生活稍显宽裕，以及翘首迎年的暖春源头。
　　一直认为，年是攥在柴米油盐里的节。不然，父母双亲的劳碌，以及他们驼下去的背影，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心头常年盘桓不散？
　　腊月里傍晚的风，裹着碎碎的雪粒，生硬地打在父亲气喘吁吁的脸上。他骑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每蹬一步，都需要弯下早已驼了的背。此时的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头脸被父亲用厚厚的羊绒围巾缠裹得紧紧实实，看不见肆虐的风雪，也看不见父亲结着冰碴的脸。我记得，小时候去招待所，无论遇上多冷的天，父亲都要执意带上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这般磨炼我的真正用意。那条通往招待所的砂石路，大概能有四里半，懂事的哥哥姐姐说，那是爸妈赶年的路。
　　招待所是我们那儿最聚烟火气的地方，公家开会、办公，都在那里吃住。父亲小心翼翼地从胶丝袋子里拎出芦花鸡和比利时品种的毛兔，接下来就是过秤、数钱。临出门时，父亲总要跟人家寒暄几句感谢的话，还要再次摸摸衣兜里的钱，确认稳妥后，才用胳肢窝把我夹到自行车的后座上。接下来就是一成不变的老套路：拐过那家也在赶年的油条馆，浓重的油香味，仿佛能把我的五脏六腑都勾出来。到了供销社，父亲先是照着母亲定下的规矩，扯了足够尺寸的的确良布，还顺带扯了块花布，都是给我和哥哥姐姐做新衣用的。然后他打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单，按照上面的顺序，称斤红糖、橘子瓣糖豆、饼干、江米条，还不忘打两斤散酒。在门外的小摊上，父亲要买冻梨、冻柿子和几条冻鱼，最后还给我买几个嘬嘴儿的糖瓜。重新坐上自行车，回到那条赶年的路上，我看到父亲的身架子也直了些，仿佛轻松了很多。我在后座上嘬着糖瓜，看着路边的雪景唰唰往后退，感觉有爸妈在的家，真甜。
　　每次卖掉鸡和兔，母亲都会失落许多天。别看它们的粪便刺鼻，可母亲偏偏习惯了这种陪伴。我咬下一小块糖瓜填进母亲嘴里，她立马笑了。我知道，那是甜丝丝的流年，由舌尖漫到了她的心里。母亲随即欢悦起来，麻利地拾掇起父亲置办的年货。当她“唰啦”一声抖落开姐姐那块花布时，那股年的味道，瞬间填满了我们家空落落的日子。
　　那条赶年的路，把父亲的车辙和背影，母亲的鬓霜和目光，还有我们一大家人，一年一年留在砂石路上的脚印，轻轻的、暖暖的，混糅在了一起。
　　奇怪的是，偏厦子里那股刺鼻的味道，赶年路上的雪粒，还有长风中弥散的年味，一经跳进我的记忆，便牵住了余生，焐热了岁月，长久地在心间缭绕，无论怎样，都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