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万益

　 翟万益　1955年12月生于甘肃平凉，祖籍陕西三原，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篆刻艺术院导师，西泠印社理事，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出版有《砖刻拾缀》《翟万益篆刻集》《翟万益书法集》《万益集契集》，书论、书评及诗文等散见于各种专业报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曾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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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置遗址 摄影/杜奕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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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粉碎在汉人的笔下

　　我们漫步在汉简的世界里，如果以当代的眼光去审视，对汉简书体进行分类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我们不能用晋以后的理论去框定汉简这种原生态任性发展的书体，必须切入那个空前奔放的时代，用汉人的精神来研究这一笔文化遗产。
　　我在地湾出土的803枚汉简中选出了5枚简，对其书体状态进行考察。
　　图CA，原简编号86EDT1:5，其上部残断，简上留字13个，我把它划归到草书一类。这种划分很勉强，因为汉简草书因循了它自身发展的规律，自然是今草的先祖。既然是先祖，就有它本初的面目，当我们用后世的草书去框定时，好多地方是和今草一路相舛的，这是需要特别关注之处。最明显的是，隶书笔法和结体的复现，打上了汉简自身的烙印。我们提出内中任何一个字，把它单独放在那里，看过汉简的人都可一眼认出来，并能把它归入汉简之中去。行书笔法的使用是汉简的一大特色，如第一个字“縣”的第一、二两笔，用笔直接切下，包括最后的两点，都不是汉隶所具有的。这种撇画贯注在一切表现这种笔法的地方，此简下面数字均有表现。细心研究，又可发现这个撇和我们手下的撇有着微妙的不同，其下笔凶猛有力，着简形成一个大点，然后迅速向左下写出，与晋后的较为匀速的笔画运动很不一样。这既是隶书的本色，又是汉简的特色，在其后的书法发展中，这种笔法表现就被弱化了。
　　长画的增加，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我们知道，在大篆和小篆中，都有一些迂回曲折的长画。这些长画看起来荡气回肠，优美恣肆，但给书写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其间没有多大起伏，一气贯通，不经过长期的练习很难达到这种效果。诏版时代已经打破了这种程式，向便捷方向迈进，一个长画变成了几个短画，书写起来便捷多了。可随着简牍书写的发展，长画变成了短画，书写方便了，速度却不能如愿，在求速度的前提下，又用一个长画把几个笔画连接了起来，最后贯注到部首偏旁之间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汉简宣告的一次书法的大跃进。简首的第一字“縣”，衔接左右的是一个特长的长画，这个共有16画之多的“縣”通过这个长画的诞生减少到了4画，这就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比我们今天简化的“县”字还少三画。第二字“使”，有8画之多，汉简里仅有4画，且笔顺相衔，书写速度更快。第三字“寜”13画，汉简仅有4画，且笔笔相连，一气呵成。翻开今天的草书字典，我们就会发现，此字的写法一直都未逃出汉简的“法网”。这种熟练的表现自然不是始自汉简，其生发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可以说草书在汉简时代发育已经十分成熟。下面的“盡”竟然用了3笔，这3笔我只是以笔道的连断计数的，实际上是1笔完成了14个笔画的工作量，这种伟大的变革只有汉字才能完成。应该认为，汉简书写速度的加快实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提升，艺术是书写速度的表现。从汉简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部首的符号化还有待于纯化，好多的偏旁部首还有着篆隶的孑遗。像图CA中的“不”字，这种草法，是直接从篆隶那里承袭而来的。草书的语言成分尚不饱和，在我们今天来看似乎是一锅夹生饭，这种时代变革的节点给汉简留下了独有的风韵。汉简在文字之间关注到了照应与衔接，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初始发育过程，还不十分自觉。此时，文字最后一笔往往拖着一个大蝌蚪尾巴，形成了独自游弋的状态，如“使”“寜”“願”“逋”“尽”“足”的最后一笔，为下一字的衔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等这种尾巴自然地脱去，大草就从那个历史的节点上闪亮登场了。
　　每个文字里边都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隶书笔法，这是汉简草书的最大特点，如果没了这一特色，汉简也就不是汉简了。图CA中“未”2个横画、“禀”4个横画的连续上翘，形成了各自的形态，这种上翘是汉简自我秉持的。等这种连续上翘在文字中消失，上翘变成下折，草书里过多的断裂就得以连接，真正意义上的狂草就诞生了。完成这一步跨越，必须有一个漫长的过渡，而这个过渡就是汉简担负的。
　　图CB，原简号86EDT3:2，这是一枚下残之简，仅存9字，我们如果把它划归汉简隶书，那是一种偏失，划归草书也不合适，算作“汉简杂体书”似乎较为合理。这枚简以隶书手法结体为主调，内中夹杂了草书结构及行书笔法，它是隶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的综合体。像内中的“官”字，和后世“官”字的草书写法都不同，这是汉简的独特创造，为后世淘汰。“官”的这种写法还存在于其他出土汉简材料中，如《肩水金关汉简》编号为73EJD::39A、73EJT4H:10+61的竹简。图CB中的草书笔法与隶书笔法是参半而行，每一个字里都有行书笔法的介入，行书笔法之中又有隶书的成分，隶、行、草笔法结构的同体共生状态是汉简的一大特征。
　　图CC原简号86EDT7:1A、86EDT7:1B，是正反两面都有书写的一枚简，可称之为“汉简行草书简”。在这枚草意较强的简中，仍然有着浓烈的隶书笔意，并且参合了不少隶书体，在隶书体与草书体之间又是行书的过渡体。从草书的角度进行分析，里边仍然是小草、大草、狂草纷呈的局面，这个草的度不是定在一种状态。我们可以据此分析，当时书法结构使用十分宽博，汉代那个节点上所有的书体都可以任性发挥，并不局限于隶行，书手可以恣情任性地写来，在约束与自由之间抒情性地行走。有些字已经十分地狂草了，如“事”“願”“为”“尉”等，后世完全承袭了汉简的写法；有些字又是行书，如“寜”字，如果我们和图CA的“寜”结合来看，就可以明白，当时各种草书形体已经完全具备，只是书手选择不同而已。从这枚草书简仍然可以看到，两字之间的连接还在初始阶段，一些进入狂草的字仍然不能完全摆脱隶书的烙印，且文字之间这个草的程度也不相等。
　　地湾简中，有一枚竹简，内容是一封完整的书信。通过这枚竹简，我们可以窥见其章法的自由。竹简正面有四行，行距结紧，字距较松，一些字跨行出界，充分利用字与字之间的空隙，把一些收笔、起笔穿插了进去，有密不透风的感觉，
　　行尾的长短错落，开后世手札之先声，但背面只写了两行，尾不顶边，字比正面略略大了一些，行距、字距均较疏朗，于此可见汉人的率性，不计较排布的美满，只把达情抒意作为目的，形成了一种自然率真之美。
　　图CD:1-2，原简号86EDT34:2A、86EDT34::2B，为一枚简的正反面，下部残断，当为一个书手所为，正面一行，背面两行，这个行数的变化，引起了章法字法上的巨大变化，背面的两行，文字结体有三种形态：扁形、方形、长方形，其中扁形居半，方形较少，长方形数量最少，但在排布中都非常显眼，如“事”“少”“令”诸字，为厚重的简面增添了活泼的色彩。我们着眼起头字“從”字加以比较分析，两个字在各自的位置上都十分舒展，但二者的舒张度是不同的，图CD1中的“從”压缩了左部，使右部夸张性地延伸，这一捺到了边界线上才收笔，把汉简笔法语言加大到了临界点。横画的倾斜是书手在简上经常表现的一种手法，它可以向右上斜，也可以向右下斜，一个字或者数个字横画的倾斜造成了文字的动荡。如图CD2中的“都尉使農”四字一路倾斜，而“扁”的横画上下是两个辐射形造型，使右部格外高亢。图CD1中的“長”字3横上扬，竖画笔直，一个捺画长而又粗，使字内多了一种回旋的力，这种力的回旋动荡使文字生机勃勃。图CD2上部之“從”，左边舒展，右部得到了压缩。比较这两个字，可以看出书手对一个字的部首可以任意加以变化，变化的程度也是信手拈来，随意收缩夸张，使字的形态发生新的变化。图CD2的两个“少”字，上边的“少”较为收敛，下部的“少”大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奔放，恰好对面是一个“令”字，两个字的脚交到了一起，这样的交叉型笔画在汉简里随处可见，不以为忌讳。这枚简基本上用了隶书的结构和笔法，一些字的造型都明显是行书或小草。书手在书写中只是临简抽思，事前并没有过多的思虑，各种书体的搭配比例根本没有什么定数，边写边斟酌，随机性的表现占绝大部分。这种率意加大了文字外形的变异，同一字的形体在同一简上殊然有别，由个性的张扬达成了艺术的张扬。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汉人那里全无踪迹，汉人运笔的超迈，是汉以后所有时代都难企及的。
　

追踪——重返流逝的美好

　　对中国书法而言，汉简是一个共生矿，含量丰富，在纯化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流失，隶书变成了隶书，行书变成了行书，草书变成了草书。这是中国书法书体的一种纯化过程，跟冶炼厂库房里的成品同致。纯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割裂的过程，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书法发展史的莫大遗憾。
　　汉简葬入地下，汉简的精神随着星月的变异也死亡了。当时隔近两千年后我们再度看到汉简，在为其史学价值感到欣喜的同时，也要思考书法本真的回归。我们可以沿着汉简走一条回归的路，但要重现汉简的风姿是很难的。我们对其中的一个字进行临摹，达到汉人的水平是可能的，但整体高度贴近那个时代是困难的。我们应不断舒展心胸，让汉简书法艺术激发的激情向汉简表述的深层精神逼近，以使当代书法从自我框定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一个开阔的境界。
　　汉简精神的回归，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汉简精神的主旨就是超迈奔放。回想汉简的时代，是民族大一统思想空前勃发的岁月，是引人荡气回肠的开拓时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的这段时间，民族处于一个昂扬向上的节点，从官吏到戍卒都充满了对国家前程的憧憬，人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系联在一起，兵屯民屯无疑是一个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汉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书手不能不带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表现出大文化背景的浸染。我们今天研究汉简，需要尽力贴近那个时代的精神，明确其文化背景。从汉简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文字变化的程度。篆书之后，中国文字又以超前的生命力进行繁衍，向着什么方向，达到什么样式，只是在约定俗成的惯性作用下推进，这种自由发展的宽松度，为这一时期的汉字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汉简中的每一个字都具有民族共性，拿了河西走廊的简去连云港，不可能发生识读上的歧误。书手们掌握了每一个字的变异幅度，这是一个全民族通用的度。汉简使隶书一步步走向完美，也使行书在其间孕育完善，草书在共生状态下逐步独立了出来。如果我们用晋以后的眼光去划分这个书体范畴，就会忽略隶、行、草之间的过渡状态。晋以后的人完全忽略了汉简那种书体之间的过渡形式，也就是介于隶书和行书之间、行书和草书之间的原初风格。这是汉后的人归类纯化的最大失误。汉简把隶书到行书、行书到草书的风格变迁连接了起来，这仅仅是一个框架的连接，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风格链条。但在书法史的大空间里，这个风格链条的完整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在隶书与行书的风格间距轴线上，拓开这个距离的就是笔画的变异与空间分割的差异，这个差异无限地延长了隶书、行书之间的风格距离，当我们把一枚枚简按照它们自己的风格变异程度排列在这个风格轴线上时，又会发现后世的研究者过多地截除了其间的过渡风格类型，使中国的书法风格史在晋以后就围着真、草、隶、篆、行那么几种样式往下排演，当我们看了十分丰富的汉简材料，不能不为此扼腕叹息。
　　在行书与草书这段风格轴线上，其间呈现的不仅仅是笔画和空间分割的复杂演练，更多的是汉字形体符号的再创造。篆书之后，隶书的笔画变短了，消除了篆书的长线形式，部首的单列不能满足速度加快的需要，两个部首的呼应变成了一种笔画的衔接，这是一个书法的革命。这个初级的革命汉人并不满意，他们要更上一层楼，再一次把汉字符号化，像“得”“事”“尉”这些字，我们从结体的角度看，和原来的隶书绝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隶有隶形，行有行形，草有草形，其间风格的变化是数百年之间排列起来的。
　　我们看汉人的简，同一个书手，对相同文字可以进行自如的变异，一个遗址出土的相同的字也会加以变异，整个汉代，一个相同的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其中的变异使同一个字的变化极其丰富，不变的那个部分又共同构成了汉简的共同特色。有变有不变，在共有规律中呈现出万分的灵活机动。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行书向草书转化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彻底的符号化，就是在行书的胚胎中直接诞生一个新的符号，和原来的汉字形体完全不同，并被一直延续至今。另一种是符号化过程中产生的符号大概是由于过分简略或书写不便等原因，被后世淘汰，汉简中存在着一大批这类符号，如“钱”之右部的符号化状态。我们重新面对这些书法材料，怎样取舍？这是不能绕过去的一个学术问题，根据我自己的实践，应该以吸纳的胸怀，汲取其中一些可用的成分，作为我们今天创作的参考。古人已经用了，我们完全摒弃也是没有必要的。再一种情况是，常用的字，符号化程度深，而使用频率低的字只是把文字之间的笔画向行书推进，还停留在一个不彻底的位置上，翻开法帖可以看见一大批这样的字，都是从汉简那里传承下来的。
　　当我们洞悉了汉简的历史时代，无限贴近了汉简的书法艺术，那么当代的汉简书法创作将辉煌灿烂。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