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宏

　 

董必武——法治先驱的严谨初心

　　董必武是“延安五老”中参与中共一大的建党创始人之一，1886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管理经费时极为严格。一次，因六角钱的伙食费对不上账，他坚持作出检讨：“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日常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不许浪费一张纸”的原则，牙刷、毛巾等非用到不能再用的物品绝不更换。这种近乎苛刻的节俭，连美国记者都感叹：“这位共产党的‘财神爷’竟如此‘吝啬’！”
　　1949年后，董必武深度参与新中国法治建设，参与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多部重要法律。他坚持原则，曾发布“通函”告知亲友：“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因为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一位亲戚向他求助安排工作，他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树立了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的典范。
　　晚年的董必武依然坚持学习，70多岁时开始学习俄语，每天清晨坚持朗读，还常说“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他教导子女：“学要有恒，尤要专心。”1975年1月，90岁高龄的他已身患重病，仍坚持坐轮椅完成了最后一次接受国书的外交礼仪。4月2日，这位历经清末、民国到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家与世长辞。从晚清秀才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到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用一生诠释了“学习修身”“学习为民”的深刻理念。
　 

林伯渠——边区“勤务员”的为民情怀

　　林伯渠1886年生于湖南临澧，是出身同盟会的老革命家。延安时期，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虽身居高位，却常拄着拐杖走村入户，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林老头”。美国记者斯诺曾这样描述他：“穿着褪色制服，红星帽檐软垂，眼镜一只腿架断了，用绳子系在耳朵上。”这一形象与国民党官僚形成了鲜明对比。林伯渠常说：“我们是人民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他带头制定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开荒种地，与群众同甘共苦。
　　1949年开国大典上，林伯渠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他工作废寝忘食，常常批阅文件至深夜。家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回应道：“‘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我的座右铭。”1960年5月，74岁的他因心肌梗死住院，还嘱咐秘书：“我去医院住三四天就回来。”不料病情突然恶化，5月29日与世长辞。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四句话，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坚守：“遵守党章党纪；戒骄傲自满；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林伯渠对子女的教育既慈爱又严格。抗日战争时期，物资供应紧张，他的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吃不饱，有时甚至饿得直哭。有人建议让他的孩子吃“小灶”（高级干部伙食），却被他严词拒绝：“这是违反制度的，其他战士和学生能吃大灶，我的孩子也可以。”他还特别叮嘱工作人员，绝不允许子女享受任何特权。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时年7岁）在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许多同学都以为父母会来接自己撤离，但林伯渠并未亲自前往，而是让警卫员转告儿子：“听老师的话，争当行军模范。”最终，林用三跟随大部队转移，徒步走完2000多公里路程，途中还加入了儿童团，最终被评为“行军模范”。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延安五老”虽已远去，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历久弥新。徐特立的克己奉公、吴玉章的矢志不渝、谢觉哉的为民请命、董必武的法治初心、林伯渠的廉洁自律，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他们用一生诠释了“革命者”的本质底色——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不是计较个人荣辱，而是秉持人民至上的信念。烽火岁月中，他们以平凡小事铸就不凡风骨；和平年代里，他们的故事依然如明灯般，照亮着后来者的前行道路。回望“五老”的点滴往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珍贵剪影，更是一种永不褪色的精神传承——唯有初心如磐，方能行稳致远。　　（连载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