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宏

　　

吴玉章——胸怀家国的革命先驱

　　吴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荣县。这位早年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党中央委派前往苏联、法国等地开展工作，在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向海外广泛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8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表，吴玉章随即在《救国时报》上全文刊登，并配发评论文章《蒋介石，你何去何从？》，文中尖锐指出：“值此国难当头，摆在中国一切政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该报在43个国家发行，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亲临现场并致辞，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而一向节俭的吴玉章之所以同意举办此次寿辰，核心目的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寿宴上，他谦逊地表示：“我不过是党的一个老战士，做了些应该做的工作。”此后，他愈发严格自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祝寿活动。1958年他80岁生日时，得知徐特立等人要来祝贺，竟一大早带着家人“躲”了出去。
　　吴玉章的生活同样极为简朴，一件大衣从大革命时期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翻改仍在使用，唯有接待外宾时才会穿戴整齐，回到家中便立即换上旧便服。他常对身边人说：“有饭吃就行了。”1958年他回到四川荣县老家，目睹当地教育落后的现状，他当即决定将祖宅捐出创办师范学校，并嘱咐侄子：“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疾苦。”他对亲属要求严格，严禁搞特殊化，曾告诫晚辈：“不能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连毛泽东都赞叹不已。
　　“文革”爆发后，88岁的吴玉章被污蔑为“老”，身心遭受严重摧残。1966年10月，他不慎跌倒导致骨折住院，恰巧避开了“造反派”计划中的批斗会。病榻之上，他对家人说：“我一生追求真理，问心无愧。”12月12日，这位为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老人与世长辞。他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阵地，而他“马列为师范，门徒改学风”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在启迪后人。
　　

谢觉哉——司法为民的“谢胡子”

　　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宁乡，是出身晚清秀才的革命家，因胡须浓密被亲切称为“谢胡子”。1937年，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时，新婚妻子王定国仍是文盲。一次，谢觉哉让她去拿《西北日报》，她连跑三次都拿错了，最后红着脸承认自己不识字。谢觉哉非但没有责备她，反而温和地说：“不用怕，我教你！”从此开启了长达34年的“家庭教学”：从基础识字到独立读报，从书写信件到学习作诗，他硬是将昔日的童养媳培养成了能写会算的社会活动家。谢觉哉还利用周末时间给子女们开设“家庭课堂”，由王定国讲述童养媳的经历以及忆苦思甜，他则从吃穿住行等日常琐事入手谈古论今，着力培养孩子们勤奋好学的家风。
　　担任内务部长期间，有人提议新建办公楼，谢觉哉坚决反对：“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维修一下就行了。”他的一双皮鞋从1937年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在接待外宾时才购置了第二双。三年困难时期，他带领家人在院子里开荒种菜，说道：“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小儿子谢亚旭曾因作业难度大未完成便入睡，深夜归来的谢觉哉轻轻将他唤醒，不顾自身疲惫陪他解题至深夜，并教导道：“要学点东西，没有刻苦的精神不行。”这种言传身教，塑造了谢家“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良好家风。
　　谢觉哉对亲属的要求极为严格。湖南老家的子女希望到北京工作，他写信劝阻：“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还作诗自嘲：“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家乡的长工）。”当有子女不听劝告执意来京时，他铁面无私地表示：“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发现子女使用了公家配车，他立即让家人补交车费，并在党组织生活会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回乡探亲时，他批评地方干部修路迎送的行为是“浮夸风的反映”，明确提出：“我回乡有三个条件：不要派人包围我；农村要能买到猪肉；要看到到处是幼林。”这些细节充分彰显了他清廉正派、勤政为民的崇高风骨。
　　1971年谢觉哉病危时，“四人帮”正罗织罪名对他进行迫害，工作人员建议他向毛泽东说明情况，谢觉哉坦然回应：“我一生光明正大，可以敞开心扉给人看。”6月15日，这位87岁的革命家与世长辞。周恩来总理顶住“四人帮”压力，坚持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并在报纸上刊发消息。谢觉哉留下的百余封家书和大量日记，记录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正如董必武所赞颂的：“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方多笔一枝。”
　　（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