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雪萱

　　胡道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文献学家，在农业史领域亦有精深研究。他的治学生涯长达60年，历经动荡不安的艰难岁月，却始终孜孜不倦地求索学术。他常以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自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先生一生两遭战乱袭击（1941年险些遭袭击、1942年任职《东南日报》时再遇轰炸），一度蒙冤入狱，却从未屈服，始终坚守学术初心。
　 

一

　　胡道静出身书香门第，父亲胡怀琛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精通国学；伯父胡朴安是闻名遐迩的国学大师。在家族的浸润熏陶下，胡道静15岁考入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他不仅刻苦钻研书本知识，更广泛求师问学，先后师从多位名家，研习经学史、中国通史、历史地理学、音韵学、敦煌学等诸多学科。其间，他接纳了顾颉刚的“古史辨”理论，树立起“古史有其变迁过程”的学术观念，这一观念为他日后从事古籍校勘、科技史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使其注重史料考证与历史发展脉络梳理。
　　

二

　　年少成名的胡道静，早年便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17岁时，他著成《公孙龙子考》，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8岁时，他完成《校雠学》，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2年，胡道静受邀任职于上海通志馆，负责编纂《上海市通志》。馆长柳亚子称赞他“聪明而又努力”，他在同事中也崭露头角。尽管“八·一三”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后，通志馆被迫停办，但胡道静参与编撰的《上海市年鉴》《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等文献，仍为后世留存了重要史料。此外，他还撰写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
　　

三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淞沪会战打响，上海局势危急。同年11月12日淞沪沦陷，此前已因战事中断编纂工作的上海通志馆，因经费断绝、人员疏散正式停办。胡道静与通志馆的同事们在柳亚子的支持下，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冒着生命危险创办了《通报》。这份报纸在香港注册，以英国商人为发行人的“洋商招牌”为掩护，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当时的胡道静白天在中学任教维持生计，夜晚则在简陋条件下投身报纸编辑工作，兼写社论，常忙碌至深夜，既要应对资金短缺的困境，又要躲避日军的严密管控，还遭到敌伪的恐吓威胁。尽管《通报》最终因经费匮乏及印刷成本过高难以支撑而停刊，但它在“孤岛”上海的抗日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四

　　在胡道静的学术生涯中，农业史与科技史研究是核心领域，而这一研究方向的开启，与家学传承紧密相关。18岁那年，他的父亲参与《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见儿子对古代科学的兴趣远胜于古典文学，便将《万有文库》选题中涉及《齐民要术》与《农政全书》的稿件交予他处理。正是这份契机，让胡道静初步熟悉了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概况及其相关文献。
　　在整理古农书的过程中，胡道静研读了美国学者卡特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他既为这项重大发明源自中国而深感震撼，也通过书中对《梦溪笔谈》的称赞，关注到这部此前被忽视的著作。当时出版的《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均未收录《梦溪笔谈》，直至《四部丛刊续编》问世，才将其作为“笔记”类著作纳入。他最初购得一部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清末广东陶氏刻本《梦溪笔谈》，通读后惊觉这部著作是沈括毕生科学研究的结晶，内容博大精深，涵盖天文、气象、地理、水利、物理、化学、生物、农业耕作、数学、医学、文史、艺术等多个领域。其中涉及的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及农田水利学等内容，胡道静一读便入了迷，自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道静全力投入《梦溪笔谈》的校注工作。1956年，《梦溪笔谈校证》出版后在国内学术界引发高度关注，顾颉刚评价此书“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胡适也在日记中盛赞其“功力甚勤”，国际学术界亦给予广泛认可。此后，他又推出《新校正梦溪笔谈》。1981年，胡道静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推选为通讯院士，成为该院首位中国学者。
　　

五

　　胡道静的一生历经诸多坎坷。除了抗战时期的两次袭击险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遭到长期批斗，1966年被捕入狱，“文革”期间，他的手稿惨遭损毁，但他并未气馁，出狱后坚持重写。
　　值得一提的是，胡道静的学术成就还让他与国际著名学者李约瑟结下深厚友谊。李约瑟多次来华访问，皆希望与胡道静会面，并在国际学术界极力推崇他的研究成果。1975年，李约瑟来华访问时，曾明确提出会见胡道静，却因“革委会”的阻挠未能如愿。1977年，胡道静获释，但仍在里弄“监督”之下清扫马路，每月仅能领取微薄的生活费。即便身处这般困境，他依旧坚持学术研究，整理古籍、撰写论文的工作从未停歇。
　　

六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春天到来，胡道静重新投身学术事业，先后担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上海科技史学会理事长等多个学术机构的重要职务。他继续潜心撰写学术论文、整理古籍，先后出版了《农书和农史论集》《沈括研究论集》等多部著作。2000年，时年87岁的胡道静，仍心系学术传承，为《上海700年（修订本）》撰写序言，践行着学术传承的使命。
　　尽管事务繁杂，胡道静仍承担了《章太炎全集》《柳亚子全集》的编审工作，并受委托整理多部古农书。他的书斋墙上，悬挂着周谷城题写的“海隅文库”横幅，以及姜亮夫赠予的对联：“踏开世界不平路，攀登科学第一峰。”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治学精神的生动写照。
　　胡道静晚年身患重病，却依旧坚持工作，担任《中国科技史探索》的责任编辑，践行着“将吾所知，传诸后人”的治学理念。他的学术成就与坚韧不拔的精神，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敬重。2003年，胡道静先生辞世，但他的治学理念与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在学术道路上孜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