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

　　常沙娜　 浙江杭州人，出生在法国里昂。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及合编的《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主编《常书鸿、吕斯百画集》《常沙娜花卉集》《中国当代织染刺绣服饰全集》等。

　　编者按：曾任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常沙娜教授是敦煌研究院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之女，早在1944年就随父亲到了敦煌，经历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一段艰苦生活。本文节选自《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第四、五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记录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常书鸿先生率领研究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所做的努力，对于敦煌研究院院史以及敦煌学史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自从当年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书摊和吉美博物馆初识敦煌，引发艺术情感的轩然大波，敦煌就成了爸爸心中的圣殿，去敦煌也成了他渴望的朝圣之旅，令他朝思暮想，无法释怀。回国后由于时局动荡，他随学校南迁躲避战火，去敦煌的事只得搁置下来，但他一直在想着敦煌，战乱中也不曾忘记这桩未了的心愿。
　　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右任先生很爱国，也很重视本国的文化，他认为敦煌这样一个举世罕见的艺术宝库，国家再穷也要想方设法归为国有研究保护它，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向历史交代。为此他曾经写过一首充满感情的诗：“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他深知中国保护敦煌的责任，所以积极筹建研究所，希望有一个从事艺术、有事业心的人去敦煌做这件事并坚持下去，于是爸爸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
　　爸爸是那种有个想法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他听说张大千1941年和1942年已经两次去莫高窟，是以个人名义带了几个弟子去的，前后住了一年多，临摹
　　了很多壁画作品，还为洞窟编了号，相当不容易，因此他非常佩服张大千。敦煌是他魂牵梦萦的圣地，现在自己终于有机会去敦煌圆梦了，他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梁思成先生早就听说常书鸿一直念念不忘敦煌，他对爸爸说：“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先生也鼓励爸爸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的工作做好，做到底。
　　爸爸在外面得到了许多鼓励，回家却遇到了顽强的阻力。妈妈一听说爸爸的计划就急了，和他吵：“你疯了？我们刚刚安顿好，怎么又要到什么西北甘肃去啊？在巴黎你是讲过的，可那不是想想的事吗？我们好不容易挨过轰炸活着出来，千辛万苦到了这里，才安定下来，沙娜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要成长了，你怎么又想走！还折腾？不同意！”
　　妈妈坚决不同意去敦煌，又对最要好的朋友王合内、马光璇诉说：“书鸿疯了，他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要折腾……”那些日子每天就听见她和爸爸吵：“我不去，不去！”两个人争吵得非常厉害，天天听他们说的就是去不去，去不去，最后爸爸实在拗不过妈妈，只好说：“你不去就不去，我去！”
　　1942年冬天，爸爸离开重庆到兰州去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43年2月，他终于带着他组织的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那里黄沙漫天，生活苦不堪言，工作更是困难得常人难以想象，但是亲眼看见了那么多神秘绚丽的壁画、彩塑，亲身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古代艺术的神奇魅力，爸爸完全陶醉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张大千和他的弟子当时还在莫高窟，后来他走了，临走时和爸爸开玩笑，说留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但爸爸一点儿都没后悔自己的选择，敦煌这个艺术宝库太伟大了，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艺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哪怕真是无期徒刑，他也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而且更坚定地要把我们母、女、子三个都接过去，在敦煌安家落户。
　　秋天，为了和教育部交涉研究所的经费等问题，爸
　　爸从敦煌回到了重庆。
　　回到家里，爸爸继续动员妈妈去敦煌，他反反复复地说：“我们一定要去敦煌！”还连哄带劝地告诉她：“你是搞雕塑的，不能不到那里看看，那里的彩塑漂亮极了，你一定会惊讶的，你是搞艺术的！”妈妈还是坚决不去。后来吕斯百爸爸出面劝说了：“芝秀，你就随书鸿吧，他有他的事业，你到那里也可以搞雕塑，你们在那里，将来我们也会常去的。”妈妈问：“那沙娜怎么办？”爸爸说：“沙娜可以到酒泉上中学，敦煌也有中学，比较差，酒泉有好学校。在酒泉我有朋友，都是搞工程、修路的工程师，我会安排。”据后来王合内告诉我，当时妈妈对她说：“我真的不想去。从艺术上讲，他有他的追求，从我的角度，艺术也可以是考虑的一个方面，可那里是佛教的石窟啊，我们信的是天主教，怎么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当然她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依了爸爸，很勉强地带着我和嘉陵随他走了。
　　1943年晚秋，我们的家又从重庆搬到了敦煌。那年我12岁。
　　去敦煌的旅途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路上，我们全家坐的是那种带篷的卡车，箱子放在下面，箱子上铺着褥子，人从早到晚就坐在上面，嘉陵刚两岁，妈妈抱着他坐在驾驶室里。重庆、成都、绵阳、广元、天水，我们在路上整整走了一个月。在四川境内还挺好，天气不太冷，景象也不荒凉，广元那一带植物还挺茂盛，可是往西北走，越走越冷，到兰州已经是天寒地冻了。妈妈摩登惯了，回国后仍然保持着法国的化妆标准，天天要描眉，抹口红，卷头发，长途跋涉去敦煌也穿着旗袍、高跟鞋，一路下来，当然冷得够呛。爸爸告诉她：“芝秀，你该换装了，冬天穿这一身不行。”他叫妈妈像我们一样换上老羊皮大衣和毡靴，可是妈妈嫌难看不肯穿，她还是愿意穿棉旗袍。爸爸老是说她：“这样上车下车不方便，你看人家都没有这样的。”妈妈听了很不高兴。在兰州，许多西北老乡没见过妈妈这样的装扮，都围着她看，还这样那样地议论，把妈妈弄得很懊丧。
　　我们一路颠簸前行，还得防贼、防强盗，尤其到了四川广元，还有甘肃的陇南地区，听说那些地方很乱，经常有土匪抢劫，我们只好整天坐在车上，到了一个地方，见到有卖汤圆、馄饨、醪糟鸡蛋之类的，就下来吃一点，买一点，再上车继续走。记得有一次车子停下加油，我们要买吃的但来不及下车，爸爸就弯腰从车下的小贩手里买了一碗醪糟鸡蛋，刚刚端起来要吃，不知为什么汽车突然启动了，猛地一震，碗里的鸡蛋、汤水一下子泼出来，溅了爸爸一脸一身，眼镜也脏得一塌糊涂，整个人狼狈不堪。我看着爸爸，他那可怜的模样给我留下的印象好深！那时候我还小，有父母在身边，不懂什么叫苦、叫怕。妈妈一路上却很别扭，她无奈地搂着嘉陵坐在驾驶室里，不断地画十字，祈求神的保佑。嘉陵那时候刚两岁多，妈妈给他带了一些奶粉、饼干之类的食品，还得非常小心地照顾他，做母亲的劳碌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她郁闷的心情。
　　到了兰州，妈妈赶快去找天主教堂，天主教那时已经很普遍，甘肃几个大城市都有教堂。妈妈做忏悔，坦言不愿意去敦煌，兰州的神父还是法国人，劝慰她，意思是说你丈夫为了艺术来到这里，你还是应该做出牺牲，所以妈妈尽管很不情愿，还是继续走下去了。
　　我们在兰州停留休息了几天，爸爸又为研究所的事务跑来跑去地忙，直到离开。从兰州向西，就是地广人稀的大西北了。我们的车颠簸着，沿着祁连山，通过河西走廊，途经古代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没完没了地走啊，走啊，地势越走越高，天气越走越冷，一路荒无人烟，放眼所见只有荒冢般起伏的沙土堆和干枯的灌木丛。出了嘉峪关，更是一片茫茫无边的大戈壁，走多少里地见不到一个人，唯有流沙掩埋的残城在视野中时隐时现。凛冽的寒风中，妈妈也顾不得好看不好看了，只能和我们一样穿上老羊皮大衣和毡靴。我把身上的老羊皮大衣裹得紧紧的，为了取暖把手也插进肥大的毡靴里，一天一天缩在卡车里熬着，面对彻骨的寒冷和无际的戈壁滩，这段漫长难耐的旅途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天高地阔，满目黄沙，无尽荒凉，幼稚的我不禁背诵起一首凄凄的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
　　总算到达敦煌了。那个时候的敦煌县城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占地很小，四面围着土城墙，城门小小的，沙尘遍地，又穷又破。从敦煌去千佛洞（莫高窟），多了历史学家苏莹辉（现在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与我们同行，坐的是大木轮子的牛车，木轮有一人多高，牛拉着车一路摇来晃去，又慢又颠又冷，25公里路整整走了三小时，下午一点多从敦煌出发，走到莫高窟都快天黑了。爸爸提前骑马去了千佛洞，做迎接我们的准备。
　　快到莫高窟的时候，站在路口迎接的爸爸兴奋地高声招呼：“到了，到了，看啊，看见了没有？那就是千佛洞！那是九层楼！还有风铃！”他极力想激发妈妈的激情，妈妈却没有明显的反应，只是紧紧抱着嘉陵，护着不让他着凉。
　　一车人全都冻僵了。坐了一路牛车，即使穿着老羊皮大衣，还是从里到外冻了个透，我们浑身僵硬，打着哆嗦进了黑乎乎的屋子，好半天缓不过劲来。
　　这是平生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可惜不记得那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是1943年的十一月几日了。只记得已经是冬天，千佛洞前大泉河里的水已经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
　　迎接我们的晚饭准备好了，摆在桌子上。待我定下神来，才看出桌子中心摆着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面前摆的是一碗水煮切面，面条短短的。我愣了一会儿，问：“爸爸，有菜吗？”爸爸回答说：“这里没有蔬菜，今天来不及做好吃的了。”他只能劝我们：“你们先吃吧，以后慢慢改善。明天我们就杀只羊，吃羊肉！”
　　这就是我到千佛洞吃的第一顿饭。永远刻在我记忆中的除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神情。当时我心里酸酸的，觉得爸爸很可怜，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他除了工作，还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又要安慰，又要劝导，他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太重了！
　　千佛洞的天好蓝呀！
　　第二天一早，晴空万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千佛洞上空明澈无比的蓝天。爸爸问妈妈：“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蓝天之下，人的心情也豁然开朗。
　　千佛洞是莫高窟的俗称，当地老百姓的叫法，当年很少有人知道莫高窟，人们都把沙漠里那千年的石窟群称为千佛洞。
　　爸爸兴致勃勃地带我们看千佛洞，那就是他抛弃一切非去不可的地方。冰冻的大泉河西岸，凿在长长一面石壁上，蜂房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却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裳。然而走近石窟，又可看见一个个没有门的洞口里透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方知那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神秘的美丽。（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