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蒙

　　王蒙　1934年10月生于北平，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包括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在内的近百部小说，及多部散文、诗歌、评论、论文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为什么是最根本的自信？我们现在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呢？
　 

中国自古以文化立国

　　不自信，无以立国。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信，首先来自我们有一份独特而丰厚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化的特色是尚文。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无比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是立国之本，古代圣贤重视的是文化的高明，是仁政，是弘扬人的善性从而靠拢与把握天道的天人合一。孔子在蔡地遇到危难，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危难之际，他想着自己的使命是斯文济世、天下归仁。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他称颂周代继承了夏商两个时期的文明礼制，主张继承周礼。他还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注重的是文化守护与传承。
　　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都被中原文化所折服。他们接受了、也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参与，扩大了中国的疆域，也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同时，中华文化也从未停止接受域外文化影响，引进、消化、吸收、融合，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活力，扩充了中华文化的空间。
　　中华文化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它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们接受和信服共产主义学说。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会使人想到理想社会的图景。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与孔子都提倡的“无为而治”，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接受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绝非偶然。
　　中华文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孝悌忠信、以文化人、中庸和谐的思想，它的慎终追远、吾道一以贯之、天下定于一的认定，它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的说法，它的克勤克俭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态度，它的以清廉忠诚为荣、以贪腐奸佞为耻的价值坚守，它的对君子、士、大丈夫等社会精英的期待与要求——“恭宽信敏惠”“和而不同”“反求诸己”“坦荡荡”“有终生之忧，无一时之患”等，至今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共识，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但同时，长期缺少挑战与突破，对“天下”即世界情况的知之不多，加之陈陈相因的学风，也使中华文化在明代，在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渐渐显出滞后与不足。而在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入侵，我们更陷入了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晚清卓越的文化大家王国维在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夕自杀，称自己“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说，王国维的自杀是“不得不死”，因为他感觉到中国文化面临着灭顶之灾。而《天演论》译者严复，这位企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唤醒国人的启蒙者，最后却落得在大量吸食鸦片中毙命的命运，令人长叹。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提出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一个时代性极强的命题。它的提出，回顾了数千年的世界史与中华史，总结了近现代中华文化经受的锻炼与考验，又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变化。完全可以说，我们“现在更有理由有文化自信”。
　　

五四运动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

　　有一种糊涂观点：既然传统文化这么好，那么，正是由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革命与改革开放引进各种外来观念，才把规规矩矩的传统文化搞乱了。有人甚至把五四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相提并论。
　　很简单，请这些人读一下《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就会知道，绝对不是革命搅乱了传统文化，而是文化危机、人心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生存危机一道，激起了无法抵挡的新文化运动、人民革命，并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近现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曲折道路、动荡不安，不是无事生非，不是自毁瑰宝，而是绝地求生、悲壮救亡，是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从头收拾旧山河旧文化的趋势使然。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通过“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与爱国主义的提倡，通过马克思主义振聋发聩的传播，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痛切反思自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革命化、大众化，从而开始实现创造性的转变、创新性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革命的艰苦实践，也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文化中已有的英勇献身、艰苦奋斗、百折不挠、联系群众、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冲击，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扬，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甲午战争或者八国联军入侵的年代，我们还能有什么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豪情。毛主席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出现，也将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新中国在扫盲、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发展教科文卫体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谈何容易？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重要节点，再一次使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之历史命运。我们温饱了，进步了，小康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分量了，中华文化在今天能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支持？能为人类做出什么贡献？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面貌与世界相处？
　

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当初之所以能打败各种势力，走上执政的位置，一个充分的理由便是，它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文化精华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同时也延续了中国“邦以民为本”（《尚书》）、“民为贵”（《孟子》）的思想。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与中华文化的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是一致的。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与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与老庄孔孟的以弱胜强、得道多助、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主张相佐证。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无不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互印证。毛泽东在与各种洋八股和党八股的斗争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成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基础。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弘扬了也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并且继续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才能始终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不倒，拿出以中国道路和中国成就所证实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
　　我认为，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停留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自欺欺人之中，我们就会自绝于地球，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被“开除球籍”。而另一方面，如果丢掉了中华文化传统，也就丢掉了人心民意，切断了几千年的文脉，离开了自己脚下的土地，自绝于本土与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某些时期的风浪中，例如“文革”后期人民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拥戴与怀念、对“四人帮”的反感与结束“文革”的愿望，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一脉的忠奸观念与正邪分野的强大生命力。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民意基础上，不失时机地顺应潮流，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现了新局面。如今，党中央又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提出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转化、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对中华民族使命的担当与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提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提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提法，映射出来的正是中华文化统筹兼顾、中庸务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光辉。
　　这些正与中华文化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强不息、不进则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变革观，还有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的精神相对接。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西方一些政要，如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在接触过中国领导人之后，都预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布热津斯基20多年前就预言：“中国可能不用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一种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他们认为，用中华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国领导人，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思想，是理想的也是务实的，是敏锐的也是有耐性的，是坚强的也是善于应对与自我调整的，是讲原则的也是足够灵活的，是善于保护自身又具有足够内存容量的。这正是中国思维方式所赋予我们的养料：不拒绝任何能为我所用的启示与参照，不做刻舟求剑的傻事，同时懂得过犹不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循序渐进、稳中求快，保证改革不会走上歧路。
　

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

　　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古老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是指，要使封建文化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前现代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精神财富。发展是指，摒弃相对保守滞后的文化以建设适用于科学思维的、汲取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文化体系。这件事做得好，将使中华民族受益无穷，并为世界提供范例。
　　文化有相对稳定性、生活嵌入性、无处不在性，何况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带有封建主义瘢痕的文化遗存总是依附在我们社会肌体上。但是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比如《弟子规》中有“人之短，切莫揭”一句，一般来说这是对的，别人有什么生理缺陷、难言之隐，你当然不能总挂在口头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人要有是非观念，要坚持真理，有的短是要揭的啊！而且除了弟子行为需要规范以外，父母也罢，上级也罢，都要树立自己的规范与责任。如同需要《弟子规》一样，我们也需要“老板规”与“父母规”。
　　又比如孔子的名言“君子不器”，是说君子的责任在于修齐治平，君子不应该关注于形而下的“器”，而应该全神贯注于形而上的“道”。但是我们今天认为，“器”和“利”，关系到“发展”这个硬道理。我们今天必须强调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科学、逻辑、数理、技艺。“鲁班精神”“工匠精神”、科学方法、精细管理、经济效益等，恰恰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大大关注与致力的。但是孔子讲“君子不器”自有他的道理。孔子的中心意思是说，君子不应当拘泥于小事和具体的事，而应当通过“器”看到事物的“道”，不要成为器具的奴隶，要有理想，有道德，成为生活主体。这个说法在今天甚至具有“后现代”意义。
　　再比如孔孟都强调从家庭中的孝悌做起，达到仁义天下、忠恕他人的目标。孟子甚至假设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可以逮捕他，但逮捕后应该帮他跑掉，放弃王位，陪他度日。这当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我们不能将家庭人伦和血缘关系摆在道义与法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之上。但同时我们依然认为，孔孟所强调的家庭伦理关系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合人伦合常理的，只是必须遵守法律底线，符合公共道德。
　　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要用先进文化丰富、调整、安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人伦情感，同时用传统文化的包容消化能力使当代文化、外来文化变得更加符合国情，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近年来，有西方学者感叹他们的颓势，认为西方的优越性已快走到尽头；但也有人依然竭力贬低中国经验。越是在各种质疑声中，越是在世界可能需要从古老中国的稳健思路与轨迹中获得参照与补充的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对自己的成就和发展感到满足。我们志在对民族、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我们与这个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借鉴、汲取精华、为我所用的脚步不能停止，同时还要把中华文化继承好、弘扬好。
　　文化自信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中外大事、大课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语言，要有中华命题和中华说法。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就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落实。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泥古、不崇洋，以天下为己任。中国越是发展成功，越要善于学习，永不停步。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前进中的自信、学习中的自信、从善如流的自信。
　　今天谈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其特殊意义。我们身处一个时常让人感到无所适从的多元文化环境，面对的是一个在近现代受到过多方挑战、多种考验、不无歪曲的文化，一种博大精深而不易轻易取舍的文化，又是一个随着国家的迅猛发展，日益被珍视、显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此时更需要我们汲取正确的精神实质，有扬有弃，有用有废，把传统文化中歧视妇女、弱化身心、扼杀创造等种种封建糟粕毫不留情地淘汰，而把激励心志、坚守美德、智慧深邃、胸怀天下等壮阔醇厚的元素，薪尽火传，日月经天，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