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河

　　秦大河 1947年1月生于甘肃省兰州市，山东省泰安人，冰川学家和气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以冰冻圈科学研究、南极科考贡献及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著称。

　　1965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的我，充满了青春活力，有一团火一样的热情，决心报考我喜爱的学校和专业，将我的人生之路顺利地走下去。
　　我的第一志愿是东北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志愿是西安一所名牌院校数力系的固体力学专业和应用数学专业，后面又接着填了几所较有名的院校和我喜爱的专业。第一表的第七志愿，是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我并没有想填地理专业，只是班主任老师看到表的末尾还有空，建议我填满它，于是写上了这个专业。当时填志愿和现在不一样，不是考试后填，而是考试前填，考生不知道自己考试成绩如何，所以只能依据平时的学习情况估计着填。青年人往往自视过高，所以往往把志愿填得很高，我也不例外。
　　那时高考不公布分数，我至今不知道我的高考分是多少。考试结束了，我觉得自己考得还可以，所以就天天盼录取通知书，然而许多同学都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奔走相告，就是没我的。我急了，到处打听，但谁也说不清楚原因。那时我确实很幼稚，只在考试成绩上打问号，压根儿没有想到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母亲好像知道一些什么，也不明说，只是天天安慰我，给我说宽心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舅舅的问题影响了我的录取。
　　这件事还是我被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录取后才知道的。高考政审时，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位舅舅。关于舅舅的下落，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我父母也从来没给我们讲过，直到“文化大革命”时给我父亲贴的大字报上写出来，我们兄弟姊妹才知道有位舅舅在台湾。就是这么一件事，影响了我的高考录取。
　　其实，录取工作一开始，我报考的西安的那所院校就看中了我，仔细一看档案，又犹豫了，但又舍不得放手。他们三研究四研究，一拖二拖，招生工作快结束了，他们只好又把档案退回了省招生委员会。省招生委员会着急了，见我第一表的第七志愿是兰大，就极力推荐，终于让兰大把我录取了。所以我说，是我舅舅让我进了兰大地质地理系。兰大地质地理系那时像我这样的学生还真不少，都是出身上有点问题，但学习成绩比较好，人也聪明，好些都是品学兼优的。
　　这中间有些情况，是事后在招生委员会工作的一位教师告诉我家的。
　　虽然我没有考上我最想上的大学，却很感激省招生委员会的那些认真的同志，也感激兰大地质地理系能招收我。现在看来，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能够力排众议，招收一些出身不太好的好学生，是独具慧眼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兰大地质地理系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
　　

甘肃第一学府

　　1965年秋天，我踏进了兰州大学的校门，想在这5年的大学生活里将自己造就成对国家有用的人。
　　这时的我，说句心里话，有理想，也充满幻想，但我可不是那种沾沾自喜的轻浮人，应该说是个比较踏实的人，因此，我也不时暗暗告诫自己：理想的种子，只有埋在现实的土壤里才能生根、发芽、成长。要想使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只有回到现实中，从现在开始做起。过多地憧憬未来，只能使自己失去现在。
　　我牢牢地记住了我给自己的告诫。
　　当时，兰州大学是甘肃声誉很高的学府。兰大是那么陌生而美好、新鲜而神秘。美丽的校园、宏伟的校舍、浩瀚的图书、知识渊博的教师、操着各地口音的同学，连操场都比中学里的大，真有点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每天早晨，起床铃还没响，操场上就传来了读外语的声音。这些男男女女，在灰蒙蒙的晨曦里，几乎是用相同的姿势捧着书，聚精会神地朗读着外语。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认真，那么专注，好像世界上只有自己，似乎外界的一切都无法干扰自己的这项“神圣的事业”。起床铃响过，宿舍里灯火通明，操场上又传来了震撼大地的跑步声。几千双脚在操场上奔跑，青春的脚步不停敲打着大地，也敲打着我的心田。这些脚步声好像在告诉我：大河啊，你努力吧！现在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就看你如何学了。
　　兰州大学当时不但学习条件优越，师资力量很强，学习风气也很好。
　　饭厅门口，光荣榜上有三名全校模范学生的照片，有一名就是我们地质地理系的学生艾南山。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通过了三门外语的考试。我每次去饭厅吃饭，都要看看这些照片。艾南山这时已经毕业留校，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每次见到他，总是恭而敬之，因为我崇拜他，他是我们的榜样。
　　其实，那时的大学生，不光我这么想，大家都有这种思想，现在这么说，一点也没夸大。当时在大学生中间，从来没听说比吃穿的事，包括女同学也是这样，唯一的攀比话题就是看谁学习好，谁的论文发表了，谁攻下了几门外语，很少有整天谈恋爱不管学习的事。
　　当时兰大的学生以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的居多，而且他们不少来自乡镇农村，所以他们的生活很简朴。陕西、河南的学生身穿手工纺织布缝制的粗布衣衫，脚蹬慈母做的老布鞋。要是你看到打赤脚去上课的学生，那准是四川人。这些四川人地理课可能没有学好，来到兰大报名，全部行李就是一张凉席。但是，这些学生的学习热情非常高，从宿舍到教室，从资料室到图书馆，到处都有他们学习的身影。他们为什么能一门心思地扑在学习上？我想除了从小养成的纯朴、踏实、艰苦朴素的品德外，恐怕还有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的原因。他们都笃信：将来能挑重担的人，必先在年轻时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困乏其身。
　　我记得，那时不光是学生朴素，教师乃至校领导也非常朴素。在全国享有那么高声誉的江隆基校长，也无非永远穿一套洗得发白了的蓝布中山装，但在学生的眼里他就是权威。崔乃夫教务长平时穿一套颜色较深的中山装，在学生眼里就是相当好的衣装了。林迪生副校长爱学生如亲生子女。有些学生家庭十分困难，有时连买书本的钱都掏不出，不得不大着胆子到林副校长家借钱。他总是慷慨解囊，也不问这位学生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还没到买书本都拿不出钱的地步，但每当听到这些在兰大校园里流传的佳话，便十分感动，也为我党培养出的这批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而自豪。
　　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也可以造就人才。那时的大学生，临毕业时的全部财产，除了书籍和被子外，只有一个从糖业烟酒商店花一二角钱买来的旧纸盒子，里面装着上五年大学穿用的全部衣物。
　　那时的大学生，根本没有什么新潮衣衫、新潮发型之类的装扮。听说现在有的大学生每月要花两百元（编者注：本文写于1990年），有的甚至要花三四百元，我看这不是件好事，物价高了是事实，但追求享乐、生活奢侈是不足为训的。在这个问题上，家长恐怕要有清醒的头脑。大学学习期间连集体宿舍都不愿住、集体伙食都不愿吃的人，将来能去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地贡献力量吗？能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吗？这恐怕是个大问题。
　　

“上帝的声音”

　　年轻人做事，特别是做学问，一定要有韧性，要有毅力，要坚持不懈、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这样才能出成果，才能使你的人生选择不落空。
　　走进地理系，就意味着这一辈子要与山川河流打交道，就意味着以后的生活中充满了艰苦，对于这个问题，学地理的人都十分清楚，所以吃苦对他们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也正因为有思想准备，地理系的学生对锻炼身体抓得很紧。我们每天都要练长跑，星期天还要练爬山，为将来进行野外考察、开展专业工作准备身体条件。
　　我很羡慕我们系上的一位老教授王敬尊先生，当时他都近60岁的人了，每天坚持锻炼，在野外工作时，爬山如履平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才50岁出头。我的目标就是要像他那样，练就一个好身体。所以我不管天阴天晴、天冷天热，每天都练长跑，时间久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根本没人管了，早操也没人组织了，但我仍然坚持。有的同学觉得我有点傻，说我神经病，这年头每天大清早还起来跑步，跑个什么劲儿？我照练我的。当时我锻炼身体是一个目的，锻炼意志和毅力是另一个目的。我倒要看看，在别人不干的情况下，我到底能坚持多久。
　　我在大学期间的身体锻炼和毅力锻炼，并没有白费功夫。我这次横穿南极，开头一个月几乎是跑着前进的。可以想象，在那么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如果没有我年轻时练就的长跑功夫，没有毅力，没有坚强的意志，恐怕是很难坚持到底的。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自己在大学里练长跑、爬山的往事。我庆幸，当年没有半途而废。
　　我一进兰大就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学习吹奏长号。校乐队里的同学多数在中学就会演奏一种乐器，可我在中学时并不会，现在只能从零开始。怎么办？只有坚持练习。学吹号可与学其他乐器不一样，它声音大，往往会影响别人，刚开始吹又不好听，容易引起别人反感，我只好从宿舍转移到盥洗室里，对着自来水管子吹。时间一长，别人还是有意见，我只好到操场上去吹。我当时想，我就不信学不会它，所以练得特别勤。有的同学戏谑我，说我的吹号声是“上帝的声音”，简直无法逃避！我只好抱歉地一笑。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目的是要学会它，吹好它。既然立了志，就要完成，这是我的哲学。
　　人在一生的生活、工作或战斗中，“坚持”二字与成功的关系非常大。有许多人，许多事，坚持一阵儿，就成功了，就生存下来了；而没坚持过那一阵儿，就失败了，就被迫消亡了，这类情况屡见不鲜。
　 

大字报与实验报告

　　我们系一年级开设的全是基础课，有自然地理、普通地质、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和外语等几门课。第一学年结束后，按照惯例要到野外进行地质实习。这次实习是何志超先生带我们去的，地点在窑街煤矿。
　　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认真地进行了考察分析，在何先生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撰写了一篇实习报告。
　　实习回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袭来了。一夜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涌上了学校的墙壁，我们地理系的教师，年龄稍大些的，无一幸免。在那种形势下，真有点谈学色变的味道，谁都不敢谈学习专业课，教师更是人人自危。我把这份报告写完后，就悄悄地收起来了，再也没敢拿给别人看。没想到，被批斗了好长一阵子的何志超先生，有一次悄悄地找到我，将那份报告要了去，给我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阅，在结尾处又工工整整地批了个“优”字。后来，何先生又划掉“优”，改了个“合格”。原因是按学校规定，实习报告只分“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级。何先生的批语是：“条理清楚，有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何先生在那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还关心着他的学生的成长，这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多么高贵的情操！这份报告，我一直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到今天。
　　“人们对教师的态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这话一点不假。教师职业永远闪耀着光辉，教师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支通亮的蜡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
　 

严厉的中学老师

　　我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句名言，意思是说，任何一位有成就的男人后面，都站着一位善良贤惠和无私奉献的妻子。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我的成绩里，就有我妻子周钦珂的心血。
　　周钦珂和我在中学是同级同学。我当学生会主席时，她是文体部长。我们因工作关系，比较熟悉和了解。她很聪明，学习非常好。
　　1971年，我被分配到和政县一中教书，周钦珂被分配到和政县医院工作。
　　那一年，我们结婚了。
　　我在和政县一中教了七年书。这七年，是我人生旅途上难以忘怀的七年，也是我艰苦奋斗的七年。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不久，风华正茂，天真烂漫，对人生充满了幻想，对工作有火一般的热情，想把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和政的教育事业。
　　我带的是数学课，虽然我的专业是地理，但教数学并不感到吃力，追究根子，还是中学数学基础知识很牢固。我力求认真教课，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严师才能出高徒嘛！我是全校有名的严厉老师，有些学生不理解，偷偷骂我，我也不和他们计较，他们将来会理解的。有的家长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亲自领着子女，送到我面前，让我管教他们，而且还再三嘱咐：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听管教，让我放心打！当然，我是不能打的，但听到家长们的这些话时，我非常感动。最后几年，我带高中三个班的数学，150本作业本我都亲自批改，从不马虎，因为我希望我的学生成才，超过我。我也要对得起家长的信任，起码对得起我的工资。教师职业是高尚的，我从来不敢敷衍，但说老实话，我也从来没想到当一辈子教师，因为我的心在我所喜爱的地理专业上，我的注意力在冰川学上。
　　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将高等数学公式和专业知识抄成大字报，张贴到家中的墙上，有时间就背，就记，就演算，屋里的墙全被这种大字报盖满了。这段生活很艰苦，当时钦珂有病在兰州住院，我一个人又要上课批作业，又要做饭带孩子，还要自学专业课，背数学公式，准备考研究生的课程，所以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真有点要拼命的架势。
　　1976年，我见到一位在地质部门工作的同学，他问我说：
　　“你要当一辈子中学教师吗？”
　　“不。”我说。
　　“你想不想干地质，如果想去，我来想办法活动。”他又说。
　　“我不去。”我说。
　　其实，那时我已经开始复习功课，准备报考李吉均的研究生了。（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