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鹏

　　范鹏　1959年生，甘肃会宁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甘肃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届特邀监督员，甘肃省“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组组长，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会长，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23年被聘为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历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兼），甘肃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1994年被授予“甘肃省优秀专家”称号。

　　说到甘肃人，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实。大约在十年前，我用手机短信做过一个外地人怎么看甘肃人的问卷调查，被问到的人十有八九都会提到“老实”，我也就老老实实地承认甘肃人的第一特点便是老实。
　　由此，我有了一个看法，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优点、特点和缺点其实是一个“点”。比如说甘肃人的老实吧，向好的方向发挥就是诚实厚道、朴实无华的优点；保持在中间状态就是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特点；往不良的方向发展，就成了笨头笨脑、保守迟钝的缺点。我也听一个名人说过，“一个人的缺点其实就是他的优点的过度发挥”。所以，当人们说“甘肃人朴实厚道”时，是真诚地在夸我们；当他们说“甘肃人真是老实”时，是在讲我们的特点，是中性的评价；当有人说“甘肃人也太老实了”时，其实是在善意地批评我们。甘肃人自己也说，我们甘肃有的人有时真是“老实得打不过转身”，就是有点“榆木疙瘩”不开窍的味道了。
　　近代以来，老实的甘肃人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老老实实奋斗求生存、扎扎实实劳作谋发展、实实在在做人守本分、点点滴滴积累成大事的精神传统。
　　其实，甘肃最早的精神风格是“崇老尚武”。汪受宽先生在《甘肃通史·秦汉卷·概述》中指出：“秦汉时期，甘肃民俗、文化、科学丰富多彩，颇具特色。尊老、尚武的民风冠于全国。”一个地方风气的形成，无外乎自然的条件与历史的传统两方面的原因。甘肃在秦汉之际之所以“崇老尚武”领全国风气之先，前者是祖先崇拜的遗产形成的慎终追远、重视传统的风气，后者则是地理位置赋予的守卫边关、开疆拓土的使命使然。当然，这种风气也与甘肃集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于一身有关。重视传统、不轻易改动祖宗定制是甘肃人自古以来就老实的一个原因，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习俗是甘肃人老实的又一个根源，而这一风气在与草原民族的交往中得到了强化，加之保家卫国的使命使甘肃人不得不跃身战马、踏上征程，英雄主义的阳刚气质就成为理所当然的结果。
　　甘肃人因本省简称为“陇”，又叫作陇人。甘肃之所以简称陇，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与陇山有关。陇山是甘陕宁三省交界处的一座南北走向的山，它北端的主峰是著名的六盘山，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写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那首词所咏的山。其南端延伸至甘肃天水一带，有一段叫作小陇山。中国的地理区划是很有意味的，也是很实事求是的，比如说陕县在河南，西边有陕西；陇县在陕西，西边有陇西。正因为甘肃在陇山以西，而唐朝又在此设置过陇右道，所以甘肃又称陇，甘肃人又叫陇人。历史上甘肃这块地方叫作河陇地区。“河”就是河西（“河西走廊”就是黄河以西通向西域的走廊），“陇”就是陇右。人所共知，“甘肃”之名是从甘州、肃州两州的简称组合而来的。甘州就是今天的张掖市，肃州就是今天的酒泉市。其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些一直用到今天的现代城市名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公元前111年至公元前88年，汉武帝先后设置了河西四郡，行政范围大体就是今天的河西五市加内蒙古的阿拉善盟一带。加上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史称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两关四郡的河西和陇山以西的陇右地区，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河陇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用今天的眼光看，甘肃在历史上发挥的政治作用可以概括为：拱卫中原、护翼宁青、保疆援藏、通达西域。它是中原的屏障，是宁夏、青海的守护带，也是保卫新疆、援助西藏的战略大通道。河西走廊的行政区划大体在2100多年前就形成了定局。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
　　甘肃建省比较晚，正式以省相称是元代的事儿了，但设县却是中国最早的。这个县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郡县制的县，而是东周列国时期秦国设置的县，也纳入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郡县。公元前688年，秦武公置邽县和冀县，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的秦州区、清水县和甘谷县一带，距今已经有2700多年的历史。《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记载：“伐邽、冀戎，初县之。”即秦武公伐西戎得胜之后，设置了两个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36郡，邽县是陇西郡的一个县。北宋年间，西夏统治河西时设有甘肃军司（驻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这是甘肃之名最早出现。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帝国，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元中统二年，也就是公元1261年，元朝在河西设置了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即公元1286年，甘肃省作为一个省级建制正式出现。至元二十四年，又将宁夏并入了甘肃行省，在宁夏设立了宁夏府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甘肃，大部分时间包括现在的宁夏在内。当时的甘肃属于元帝国设置的十大行中书省之一，领七路二州，有甘州路、肃州路、永昌路、沙州路、兀剌海路、宁夏府路等，其面积涵盖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青海的东北部及内蒙古西部的一部分和陕西北部的一部分，省会设在甘州。所以，我们说公元1286年是甘肃正式建省的年代，距2018年已经有732年的历史。这就是甘肃行政区划的大体变迁。
　　从自然地理、地貌和气候的角度说，甘肃地处我国三大流域、三大高原、三大自然区的交汇处。在中国，集三大流域、三大高原和三大自然区于一身的省份，恐怕只有甘肃一省。
　　所谓三大流域，或者说三大水系，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内流河流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使甘肃成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的自然地理基础。内流河养育了肥沃的河西地区。我国最大的内流河是塔里木河，第二大内流河就是甘肃境内的黑河。从兰州进入河西走廊，从武威到敦煌，每一个城市都是靠一片绿洲来养育的。武威是在石羊河绿洲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张掖是在黑河绿洲基础上形成的城市，黑河从古到今都是一条大河，它使张掖形成了“半城芦苇半城塔”的壮丽景象。酒泉是疏勒河浇灌养育形成的城市。敦煌是党河绿洲的产物。
　　就三大高原来说，甘肃又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唯一交会地。严格地说，是蒙古高原西段的阿拉善高原、黄土高原东端和青藏高原东北部共同形成了甘肃的壮美山河。这里有雪山、冰川、戈壁、绿洲，也有平原、丘陵、湖泊、草原，还有雅丹、丹霞、溶洞、盆地，有地球上除了海洋和岛礁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形地貌。
　　至于三大自然区，甘肃是东部季风区、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区的交会处。甘肃地处亚洲东部和亚洲中部分野，也处于亚欧大陆内外河流域分界线的两侧。乌鞘岭是亚欧大陆上一条巨大的内外河流域分水岭。分水岭以东的河流，最终流入了太平洋或印度洋；以西的河流则为内流河，以塔里木河、疏勒河、黑河、石羊河为主要代表，滋养了西北绝大部分地区。
　　乌鞘岭不仅是一条重要的水文界限，而且是一条重要的人文界限。这条线使人类由水养育的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特色。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内流河流域在文化上的差异与自然地理的差异很有关系。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农耕文明为主，而内流河流域主要是以游牧文明为主。甘肃就是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交流的前沿。因此甘肃人既有农耕文明敦厚质朴的特点，也有游牧文明奔驰于马背上的豪放雄壮之风，当然也有自耕农和游牧民的一些不足。如果我们传承和弘扬这两类文明的优点，并努力克服它们各自的弱点，甘肃人就会成为很优秀的人。飞将军李广、哲学家王符、医学家皇甫谧、抗金名将吴阶、抗倭名臣胡缵宗、大文豪李梦阳、一代廉吏牛树梅、陇上铁汉安维峻、铁人王进喜等这样一些甘肃人，秉承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优点而又克服了它们各自的弱点之后，都成为名垂青史的甘肃人。
　　多样性是甘肃的自然条件及由之演化出来的历史文化的最大特点。多彩的甘肃、如意的甘肃、绚丽的甘肃，是很难用一把尺子去衡量的，是很难用一种性格去表述的。正是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构成了甘肃历史文化底蕴的厚重和甘肃人个性的丰富。在多样性中汲取精华，是甘肃人精神品格的主流；克服杂而多端的劣根性，是甘肃人努力的方向。不平衡是甘肃几千年发展，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地理，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的突出特征。曾经的辉煌富庶与如今的相对滞后是发展不平衡的典型表现。
　　就富庶来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开元天宝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年至756年间，“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就是说，出了长安一直向西去，在这上万里的丝绸之路上，各种民居官舍互相连接，大片的庄稼漫川遍野，滚滚的菽香麦浪沁人心脾，要说盛唐的天下，陇右就是最富庶的地方了。怎么个富庶法呢？我们不能老是引用这句话，我们得拿出点实货来，叫人们相信司马光此言不虚。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甘肃人口189万。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49年，唐朝全国屯田（所谓屯田就是以经营军粮为主的官办的田地）总收成191.396万石（石：中国古代计量单位，在唐代，1石约为53千克），而河陇地区的收成占了其中的70..096万石，占当时全国屯田产量的37%左右。用通俗的话说，当时1/3的国家军粮是甘肃产的，这就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依据之一。
　　中国西北的历史，特别是甘肃的历史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在“安史之乱”之前，西北，主要是陕西、甘肃是中国最繁荣、发达、富强的地方；“安史之乱”之后，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重心东进南移，西北，特别是甘肃，便慢慢开始衰落了。到了清代晚期，当左宗棠到甘肃时，他看到的是土地贫瘠、农民饥寒交迫的景象。他在给清政府上的奏折里提到，昔日富庶的陇右，如今已经变成了“苦瘠甲于天下”的穷地方。真是沧海桑田啊！
　　我们说，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有1000年的辉煌，其实，这正是甘肃辉煌的象征。甘肃的辉煌大约就是在大唐盛世的时候，是盛世的缩影。因此，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甘肃来说最典型。甘肃不振兴，不能说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因为就重要的局部对全局的作用、影响而言，我们可以说，甘肃的辉煌就是中华民族的辉煌，甘肃的滞后就是中华民族的滞后，甘肃的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作为甘肃人，我们肩上扛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担子，应该比别的地方的人更重，自觉性、自信心应该更强。我们今天讲的自信，不光是要克服自卑，也要克服自大。在克服自卑和自大之后树立起来的自信，既有信心满满的豪气，也有反思不足的勇气，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思想基础和逻辑前提。没有文化的自信，其他的自信无从谈起；没有文化的觉醒，民族的觉醒无从谈起；没有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无从谈起。
　　这大概是在抗战期间，梁漱溟、冯友兰、闻一多这些民族复兴的文化斗士们就已经明白了的道理。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甘肃人，更应该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不仅是就物质生活而言的，精神生活也是如此。甘肃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沧海桑田似的历史变迁，滋养了甘肃人忠勇仁孝的品格，培养了一种艰苦奋斗、不怕吃苦的甘肃精神。吃苦是甘肃人生存的本色，能吃苦是甘肃人优秀的品格，不再吃苦是甘肃人奋斗的必然结果，苦尽必定甘来；但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幸福只能干出来。
　　1981年1月23日，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就是统一思想、振奋精神，贯彻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党的十二大召开做好甘肃应有的组织准备、思想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同志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的主旨就是，在甘肃要贯彻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要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时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宋平同志在讲话中对甘肃自然条件艰苦，需要持久地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了论述，提出人家有一分的努力，我们要十分的投入；人家有十分的奋斗，我们要有百倍的奋斗，我们要用这样的一种精神来振兴甘肃。后来宋平同志的讲话被概括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具有甘肃特点的奋斗精神。其实在西部其他艰苦地区，比如说宁夏，也曾经大力倡导过这种精神。
　　那么，宋平同志讲的“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奋斗精神的渊源在哪里？
　　其思想渊源来自中国古代最著名典籍之一《中庸》。大家都知道《中庸》和《论语》《大学》《孟子》被称为“四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权威读本。在《中庸》第二十章有这样一段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从上下文的关联看，前一段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一章里讲：“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说古人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在讲做学问，但其实中国古人从来都是讲“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中国人的为学之道也就是做人之道。因此，这段话与其说是讲做学问，还不如说是讲做人。
　　那么人要怎么做呢？做人首先要学习。荀子在他的《王制》里面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的这段话就是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懂得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说文解字》说：“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就是应该。人为什么比动物高明，懂得应该不应该呢？是因为人是一个可以通过学习而巩固人的文明成果，借助文字而一代一代传承文明成果的一种特殊的动物，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万物之灵。可以说，“学”是做人的第一个起点。“学”最早的意思不是念书，而是看着别人的样子做出别人做过的行为。学习的本意，是模仿，是文明的认知、体验和传承。学习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素质，学就要学得广博，学得深入，学得全面。这个学，既包括读有字之书，更包括读无字之书。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道出了一个素朴的道理：人是要勤学常学的，博学是要一辈子无时无刻地学才能得来的。“审问”之“审”，着重是指去追问，抓住重点去追问。追问是人类的本性。学了不懂就要问，问了之后才明白，明白了才能学到家。只有在不断的追问中，才能学得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更具体，才能学到手、用得上。所谓“慎思之”，就是深入地思考，细致地思考，严谨地思考。“明辨之”就是在学习、追问和思考的基础上，辨明是非，搞清道理，好学深思，辨名析理，才能心知其意，明白个中奥秘。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在精神领域“知”的范畴中，讲认知、学习、思考和做人的道理。
　　所谓“笃行之”，就已经超出认识的范畴，而进入实践的领域，从精神领域走向实践过程。“笃行之”，就是把学之后、问之明、思之果、辨之得的真理性的知识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落实下去。在中国古代，讲做学问的道理也好，讲做人的道理也罢，知行合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王阳明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道理，行是知的落实、成效和目的。这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的认识源于实践，认识需要实践的检验，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和目的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致的。你学得再多，问得再清，思得再深，辨得再明，如果不行动，知之枉然。“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不学则已，学一定要学到手，使知识化为自身的能力。如果没有学到手，是不能停止的。不问则已，问就要问到根底上、源头处。如果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把根源和出处都搞清楚，是不能停止的。不思考则已，要思考就一定要想通，心有所得，才能罢休。不辨则已，要辨一定要辨明，真理越辨越明，是非越辨越明，如果辨得还有点晦涩，那也是不可以停止的。不行动则已，一行动就一定要落实到效果上，进行到底，不到底是不能罢休的。如果别人用一分努力就能学、就能明、就能得、就能知、就能行，而我必须以百倍的努力去学、去明、去得、去知、去行。如果别人用十倍的努力去学、去问、去思、去辨、去行，我就要以百倍的投入来学、来问、来思、来辨、来行。如果一个人能行此道，把这个道搞清楚，把这个道行出来，即使他可能曾经是一个愚蠢的人，也必然会具有聪明才智；即使他可能本来是一个很柔弱的人，也必然会强大起来。
　　做人怎么把精气神立起来？要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靠“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这样的精神，要靠顽强的意志，勇猛地精进。这也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再联系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生死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的立身方法论，是一种力行不辍的实践哲学。这就是甘肃精神的思想文化依据，是甘肃精神的传统文化渊源。这些道理在孔子看来，就是做人的道理。用这套道理教育人，使人必须达到“诚而明”“明而诚”的最高境界。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便可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是”。我们不是经常讲实事求是吗？做人的“是”是什么呢？做人的目的、意义就在于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是”。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们就可以说完成了人之为人的使命，为天地立了心，为生民立了命，为往圣继了绝学，就可以去为万世开太平。
　　如果说“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的直接渊源在《中庸》，那么从更宏大更宽阔的传统文化背景来讲，“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的真谛，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二辑）